漫谈窃听风暴走向反面的斯塔西

最近看了德国2006年拍摄的《窃听风暴》。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东德国家安全局（斯塔西）的秘密警察维斯勒上尉（乌尔利希·穆厄 饰）奉命对剧作家德莱曼（塞巴斯蒂安·寇治 饰）及其女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玛蒂娜·杰蒂克 饰）进行全方位窃听。

在斯塔西内部，维斯勒以专业和能干著称。但维斯勒本人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窃听的过程中，反而被德莱曼的正直、单纯所感动。当他在窃听器里听到德莱曼饱含情感地用钢琴演奏《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时，甚至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前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他通过伪造监听报告以及抢在秘密警察之前取走重要物证等方式，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劫难。维斯勒因此被降职到地下室做勤杂工，苏东剧变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靠送报纸为生。

德国统一后，德莱曼偶然得知自己一直被窃听，但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被逮捕，他通过查阅斯塔西的档案，得知维斯勒一直在保护他。

影片的结局是一个童话式的大团圆：德莱曼没有选择与维斯勒相认，而是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一个好人的奏鸣曲》，并将这本书献给维斯勒。

《窃听风暴》上映后，狂扫德国和欧洲的各大电影奖项，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等纷纷被收入囊中，还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如何看待这部电影？

首先必须指出，《窃听风暴》是站在冷战胜利者即西方阵营立场上拍摄的，等于再次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进行辩护。考虑到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也有大量侵犯人权的行为，中情局也以各种理由对普通公民进行监控（比如斯诺登揭露的“棱镜计划”），《窃听风暴》的这一姿态无疑是虚伪的。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尤其是东德，过于依赖斯塔西来维护政治和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事实。

据专门研究斯塔西历史的德国学者约翰•科勒披露，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工作人员始终在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

斯塔西控制的“线人”总数接近50万，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可能高达200万人。斯塔西一丝不苟地为600万东德公民建立了秘密档案，考虑到东德的总人口在高峰时也只有1800万人，这一比例是极为惊人的。

东德处于冷战前沿，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很大压力，它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斯塔西的过度依赖，代价极大，使人们更加离心离德，加速了剧变的到来。

为什么呢？

因为斯塔西事实上把每一个东德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其政治后果是，每一个被监视的东德公民也会把斯塔西视为潜在的敌人。

斯塔西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

社会主义，是造福亿万劳动人民的正义事业，它应该也能够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这个自信！

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只能靠通过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方式来解决，通过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变得更加完善、更加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早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就对苏联东欧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曾经明确表示不能搞苏联贝利亚那一套，安全机关不能介入国内政治，只能专注于反间谍。他并且说，搞这个东西党内党外都紧张，政治上不好。

在苏联、东德已经不复存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感念毛主席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深厚信任！

《窃听风暴》大获成功后，因成功过饰演维斯勒而红极一时的男主角穆厄（1953年-2007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他曾经深爱过的前妻简妮就是斯塔西的线人，曾经奉斯塔西之命长期监视自己。

简妮因此与穆厄对簿公堂，穆厄则从资料库调取了斯塔西为自己建立的机密档案来做证。但官司正在审理过程中，简妮和穆厄却先后病逝——他们的悲剧为《窃听风暴》的做了一个令人叹息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