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逐年减少的韩国少年人口，一边是逐渐增加的韩国少年暴力犯罪行为。上月末，韩国法务部长官韩东勋接受采访时，道出了少年犯罪这一刺痛韩国社会的问题。
根据韩国法务部资料，2017年少年犯罪案为7897件，在2021年增至12502件，暴力犯罪率也从2005年的2.3%增至2020年的4.86%。
今年的高分韩剧《少年法庭》，也借角色之口，一步步追问少年犯罪和法律公义以及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韩国现实社会中严峻的少年犯罪问题也被一层层剥开。
《少年法庭》中，有5个案件取材自韩国真实事件：诱拐分尸、集体性侵、高空掷物杀人……然而，现实中，未成年罪犯在犯罪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残忍和麻木，与其所受惩罚之间，往往不成正比，这也让不少韩国人大感愤懑。
民众朴素的正义观与法律的滞后之间的落差，催促着韩国法律的自我修正。如今，改变正在到来。
韩国将10—14周岁的未成年犯称为“触法少年”。按照现行的法律，“触法少年”将不会被处以刑事处罚，最严重的惩罚是移送到少年院2年。
韩国的《刑法》制定于1953年，《少年法》制定于1958年。如今快70年过去了，社会环境已出现巨大改变，韩国法务部称，如果“触法少年”依旧维持旧有标准，显然失之偏颇。
这让人不禁想起《少年法庭》所叩问的：“当残忍的罪犯只是一位少年，应当怎样判罚才算真正的公平、合理？”
一条人命不过20年刑期
2017年3月29日中午，仁川市一个公园内，8岁的女孩因为玩得太晚，错过了回家的时间，于是她向一旁17岁的女子金某求助。女孩不会知道，眼前这个看似温顺的大姐姐，居然会在几个小时后，夺取自己的生命。
金某以自己也忘带手机为借口，让女孩和自己一起回家取，小区电梯里的闭路电视留下了女孩生前最后的影像。当天下午3时，金某趁女孩在和自家猫咪玩耍时，用平板电脑的充电线将对方勒死。在厕所砍下了女孩手指等部分后，金某将剩余尸块扔进小区顶楼的水塔。
遇害女孩在小区电梯内留下的最后的影像
这个过程中，金某不断和她的闺蜜、19岁的朴某交流杀人细节。完成了这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后，金某仿佛没事人一样，与朴某相约喝酒狂欢，还把被害者的手指作为“礼物”，送给了对方。
被逮捕后，两人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悔意，朴某谎称自己对于杀人行为完全不知情，她的父母更是为她聘请了足足12名辩护律师。
金某
她身边的亲友则表示，金某从小学时起就对解剖尸体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人曾不止一次在午餐时，看见她阅读解剖相关的书籍，甚至上手解剖一些小动物。
尽管两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按照韩国的法律，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会被起诉，年满14周岁但未满19周岁的犯罪者，最高只会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
最终，金某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外加30年的电子脚镣；朴某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但在二审中被认定为共犯而非主犯，故改判为有期徒刑13年。
这样的结果自然难以服众。不少韩国民众认为，杀了一个人只有20年刑期，两人服完刑出狱也不过30多岁，还有相当高概率再犯。
最终，金某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外加30年的电子脚镣；朴某被判有期徒刑13年
有感于此，韩国知名编剧崔兰写下了一个剧本，这就是2021年热播的韩剧《窥探》。而这一案件在今年再次被搬上韩国荧幕，改编成电视剧《少年法庭》中的第一个案子。
令人痛心的是，如“仁川小学女童碎尸案”般灭绝人性的罪行绝非个例。
2020年4月，韩国警方逮捕了10名恶意散布和贩卖“N号房”视频的嫌疑人，其中9名都是未成年人，最小的一名年仅12岁。对于这9名嫌疑人，警方甚至无法拘留立案。
相关少年犯罪的判决结果往往都令民众失望。这也暴露出了韩国《少年法》的困境。
福利主义倾向明显
近代韩国关于少年罪犯的法令，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的日占时期，主要体现在对未满18岁的罪犯有一定的区别对待。30年后的1942年，日占朝鲜以日本旧《少年法》为基础，制定了朝鲜少年令，这也是该国第一部针对未成年罪犯的法案。
1958年，韩国制定了《少年法》。该法案第一条阐明了其目的是“调整少年的成长环境和矫正实施反社会行为的少年的性格，通过采取保护处分等必要措施，以及采用与刑罚处分有关的特别措施，来促进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有明显的福利主义倾向。
韩国《少年法》历经多次修改后，一直沿用至今，其注重利用福利手段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矫正的基本目的，从未改变。
《少年法庭》中的“犯罪少年”
在韩国，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或刑事法律规定，和因不良行为有可能触犯法律的行为，统称作“非行行为”。实施“非行行为”的青少年，即是“非行少年”。
《少年法》第四条，对纳入少年司法制度的“非行少年”进行了详细划分：其中，触犯《刑法》而年满14周岁未满19周岁的称为“犯罪少年”；未满14周岁的称为“触法少年”；虽然未实施犯罪行为，但是根据其性格和生活环境，未来可能犯罪或者触犯刑事法令的，称为“虞犯少年”。
在福利主义的倾向下，对“非行少年”的判决难免有宽纵之嫌。“犯罪少年”的最严重惩处是20年有期徒刑，而“触法少年”只能被判处“保护处分”。
在《少年法》规定的10种保护处分中，最轻的1号保护处分仅是将少年委托给监护人或其他可以提供保护者；2号仅能对12岁周岁以上的少年实施，为接受时长不超过100小时的课程教育；3号只能对年满14周岁的少年进行，是最多200小时的社区服务。
即便是最重的10号保护处分，也只是移送到少年院最多2年，而能被判处10号保护处分的，往往是涉及人命的极恶劣罪行。
按照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观点，“恢复性司法”意味着，承认犯罪不仅经常影响受害者和社区的未来，而且还影响涉案罪犯的未来。它寻求尽可能利用受害者和社区的积极和自愿参与方式，恢复受犯罪影响所有当事方的一切权益。简而言之，比起单纯的惩罚，“恢复性司法”更关心罪犯如何重新融入社会。
相比于成年罪犯，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触法少年”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可能性无疑更大。因此，韩国在2007年对《少年法》的修订中，引入了“恢复性司法”方案，设置了指导、监督和援助保护机制，力求实现犯罪少年的再社会化。
这一思路本意是好的，但物极必反，水满则溢，“恢复性司法”的引入进一步加剧了《少年法》中本就强烈的福利主义倾向。这不仅没能让未成年人犯罪减少，一些“非行少年”在《少年法》的保护下，反而更加肆无忌惮，犯下更为严重的罪行。
当《少年法》的福利意味远大于惩罚时，也无怪乎未成年案件中的受害人及家属，感觉自身很难从法律层面讨回应有的公道了。
“恶意补足年龄”尚存空白
经典电影《战争之王》有这样一句台词：“从14岁孩子枪里射出的子弹，和从40岁男人枪里射出的子弹一样致命。”杀戮与罪恶无关年龄，部分未成年罪犯手段之残忍，比起成年人而言，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被害人受到的创伤是难以修复的
考虑到这一因素，在一些使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有“恶意补足年龄”的规则，即只要能证明涉案未成年人能够明确是非，但仍然抱有强烈的主观恶意且严重违法的，即可突破相关法案关于年龄的限制，对涉案人加重处罚。与之相比，韩国的《少年法》在“恶意补足年龄”方面存在一定空白。
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细数过“人性十恶”，其中一种就是没有良知的知识。信息时代下，知识变得触手可及，不少未成年人掌握的知识或许比成年人还要多，物质更加丰富了，未成年人的生长发育往往也更好。
与此同时，心智尚处在发育阶段的未成年人，在正确认知社会方面尚有欠缺。他们当中部分更是因家庭等原因，存在一定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其掌握了知识后所能造成的破坏力可想而知。
在电视剧《少年法庭》中，主创借女主角之口说出了严惩未成年犯罪的原因：“我们得告诉他们法律有多可怕！我们必须教育他们，要是伤害别人，就必须付出多惨痛的代价。如果父母亲心疼自己的孩子，而总是庇护，国家和法院就必须积极介入。”
这段发言让观众大感热血沸腾。而在现实中，韩国围绕未成年犯罪的争论从未停止。前些年，韩国政府多次试图修改“触法少年”的年龄界定，均未能如愿。文在寅执政时期，政府曾计划将“触法少年”降低至未满13周岁，同时开发预防犯罪项目，防止被处以暂缓起诉处分的青少年再度犯罪，引导少年犯重归正途，但提案未获国会批准。
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竞选时，也曾承诺要把“触法少年”的年龄直接下调至未满12周岁。他彼时曾指出，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目前对青少年犯罪的惩罚过于“温和”。如今执掌大权的尹锡悦，仅仅将“触法少年”的年龄下调了一周岁，算是勉强完成了前任未完成的工作。
审理高空抛物案的罗法官为了追求效率，草草结案。庭审结束后，两个少年勾肩搭背，一脸轻松地讨论着要接下来要去哪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砸下的砖头，实际上摧毁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长久以来，各国法律始终在保护未成年人和回应民众朴素的报应观之间，艰难地寻找着平衡。正如《少年法庭》导演洪忠灿所说，“青少年犯罪本质上是社会问题”，这也意味着，除了诉诸法律外，想妥善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韩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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