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回家乡过年,我的哥们儿刘军约我去看电影,其实当时的电影院早已有名无实—多年未曾放电影了,而刘军是我初中时的同窗好友,同时也是打架的好帮手,但是在我童年的电影院生涯中,并没有他存在,那时我有另外一些好朋友,而这些童年好友如今都哪里去了呢?那晚刘军打手机给我说:“老五,太他妈无聊了,去看电影吧!”看电影?去街上那个破败的电影院吗?他们怎么想起放电影来了?
这个电影院唯一的变化是,一切都破旧了好多,相对外界的万千变化来说,它倒是一成不变,木制的椅子,刷着赭色的漆,用一根粗铁连成一排排,没有人坐的时候是折叠着的,而坐下来时要用屁股从上面压下来,所以在那些看电影的日子里,碰到突然断电或者临时故障,总会听到一大片用手上下翻折叠椅的声音,那声音很响,夹杂着抗议的口哨声,所有的抗议和目光的焦点均在最后面白墙上的那几个小洞里,那里面坐着手忙脚乱的放映员,当然,我从没有真的看见放映员怎样手忙脚乱,多年后我看到《天堂电影院》中的多多在那个小洞后面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多年的疑惑与情感的断裂使我在一刹那间有所感悟— 记忆的空洞可以在适当时机被缝合,而冥冥之中,一定有很多记忆与情感互为交集。
当电影重新放出来的时候,光明与黑暗同时降临,大厅里的灯光灭了,几束五彩的光从后墙上的小洞里射出来,这能平息一切的骚乱和不安,人们重又缩回了座位,银幕展现一派清澈的光明,这光明吸引所有的目光,银幕上的人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她说:“噢,不,亲爱的,我得去莫斯科……”
有时候,镇上会在影院举行联欢晚会,公判大会,选举会议,地方戏演出,这些公众活动,但是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种活动是逐渐减少的,后来少到没有,人们开始各管各的,但是在80年代的岁月里,这些活动却此众多,以至于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全是这些热闹的场面:冬天,人们穿着臃肿的衣服上台演出,镇上所有的时髦青年都蠢蠢欲动,我赫然发现晚会的主持人就是大我十来岁的哥哥,那时候他能写会画,能捏着嗓子用美声唱歌,是镇上的文艺骨干,80年代的晚会主持人是我哥哥,我在台下骄傲地看看四周,发现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看着那个流光溢彩的舞台,他们的眼睛闪着渴望的光彩,他们的脸被照亮了。
有一个晚上,我外地的远房表姐登上门来,送来两张票,他们的剧团来到小镇演出,后来我去了,也可能没去,因为只有两张票,而我家人口众多,我在漫长的岁月里磨损了记忆,只是记得我那表姐叫朱红,后来因为表现出色被选到了淮阴电视台,又从那里去了省电视台,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只是因为这是我安静的童年生活中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外来之光,所以至今难以忘怀,但是那晚我去没去看演出,真是忘记了,后来陆陆续续来了很多流浪歌舞团演出,所有的演出都差不多,那些人,对,就是贾樟柯在《站台》里描绘的那些人,起初在我眼中非常时髦,甚至是高贵,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些人只是和我一样不甘平凡的农村青年而已,但是真的想不起来啦!他们表演了什么?
记忆里难以磨灭的倒是妈妈带我看得那些地方戏,当时是一种折磨,我并不喜欢看那些浓妆艳抹的人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没完没了地唱,连舞台道具都是那么乏味,用一些绸缎布把两张椅子,一张桌子套上,背景就是一块大幕布,而身旁的妈妈却是听得只抹眼泪,她说台上的唱腔叫“拉魂腔”,多年后我从哥哥那听到了关于这个“拉魂腔”的解释—因为我们这地方一直很穷苦,所以地方戏的唱腔都是苦而长的调子,好似把灵魂都唱了出来……,在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哥哥已经成长为一位富人了。我记得我在台下苦熬时光,唱词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唯一能引起我好奇的是投射在舞台两旁墙壁上的唱词,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出现的,而且紧紧跟随台上人唱的速度,后来我知道那不过就是幻灯片。
我的妈妈会唱柳琴戏,我二姨和三姨都是柳琴剧团演员,我姥姥和舅舅是民间吹鼓手,说起来我妈妈家是艺术世家,而这是另外的一个记忆。
这个电影院的格局我在童年时代已经摸得很清楚了,我知道它有一些比较吓人而神秘的角落,比如黑洞洞的地下室,我从脚旁边的透气孔往里面看,只看见一些箱子和粗皮带。当时我们小学就在电影院对面,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深入调查这个庞大的建筑,我们去过大厅的上的阁楼,那上面是一些巨大的钢铁和木头架子,舞台左边的隐蔽处有个梯子,但是有段时间梯子被拿走了,我们中间有个挺厉害的小伙伴竟顺着卷起来的幕布爬了上去。我上去时有点害怕,黑洞洞的,是那部《夜半歌声》的影响吧,我猜想那里也有个沈丹萍。
我小时候就不喜欢恐怖片,是因为恐怖片总是让我好几天睡不着觉,似乎闭上眼睛,那些恐怖的东西就会袭来,仿佛将要到来的人生磨难般不可抗拒。
六一儿童节的庆祝活动,按惯例也是在电影院举行,前面是小学,中学,幼儿园的师生表演,演出完了是看电影,学校从来没有为我们放过动画片,虽然那时候我国的动画片还很多,但是都很短,总之不如一部“爱国主义战争电影”那么长,那么激动人心,那么有教育意义。
那晚我们的电影院把一些库存的拷贝拿出来放,放了一连四部,影院里很冷,电影到凌晨4点多才结束,刘军忍不住就趴在前面的椅子背上睡着了,而我在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成长记忆,都是那些老电影引发的,其实,像这样的小镇电影院全国各地有上千个,2004年我在美术馆看上海双年展,邵慕辰的照片作品“礼堂”系列就拍摄了全国各地的老影院,老礼堂,那些或改头换面,或一任破败下去的集体记忆之所,是时代的昨天,也是我的童年记忆,我不愿意忘却,就如我坚持自己的理想一般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