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岱画家「孟宪钧碑拓鉴定的方法」

我来尼山学堂是诚惶诚恐，班门弄斧。我跟杜泽逊先生是老朋友，杜先生比我小十来岁，成就很大，我是佩服得不得了。我其实之前也是想做学问的，但是学问没做成，所以就退一步搞起鉴赏来。当然鉴赏也有过瘾的地方，文物赏心悦目，玩出来的学问要求玩物而不丧志。古代碑帖鉴定这门学问，跟书法、学术是三位一体的，但是现在被割裂开来，成为了三个不同的领域，鉴定碑帖真伪跟做学问应该是一体的，你看古代或者近代的一些名家给碑帖所做的题跋，比如罗振玉、王国维的题跋，里面首先体现的是学问和学识，这里面也包含鉴定的成分。然后还有书法，书法鉴赏跟碑帖鉴定也是一体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学问、鉴定和书法割裂开了，我们懂鉴定的人，包括我的老师王靖宪先生、孟宪章先生，他们能鉴定，但是书法不算一流。王先生有个图章，就是“学书悔晚”，他今年八十八了，字写得斗大，因为眼睛不行了。他的字也很古拙，有味道，但毕竟不是书法家。现在很多书法家自以为写得很好，但是碑帖的事儿几乎一点也不知道，那你这字从哪儿来的啊！

咱们先讲一下碑帖。碑跟帖现在广义上是叫碑帖，实际上碑刻主要是碑、摩崖、造像、墓志，以及一切在石头上刻的字。碑刻首先是实用物，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书法，它的目的是为了要纪念一个事儿，纪念一个人。但是客观上名家、书法家写的字儿它就有艺术价值，就被后人用捶拓的方法保存下来，这就是碑拓。各家对碑的定义不一样，如叶昌炽、马衡、朱建新等，我就不具体说了。分类大不一样，有的分类特别繁琐，大概朱建新分的差不多，有三四十类吧，造桥记、塔铭、带字的建筑附属物构件都算。也有一个叫法，叫古代铭刻学，铭刻学就是包括甲骨文、金文以及石刻。那我们主要是研究石刻碑帖这一块儿。所谓帖就是为了让人习字专门刻在石头或者是木板上的书法作品，大概就是从唐末到宋以《淳化阁帖》为代表陆续兴起，这样延续下来。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学写字，所以把名家的字刻在石头或者木板上再拓下来。帖最早的雏形就是信札之类的，片言只字，像王羲之的书札，所以《淳化阁帖》里面有很多话都不是太顺的，我们现在都读不通。传世最早的墨迹《平复帖》还在，后来也刻成帖了，这就很难释读，晋朝人的话很简略，跟现代人的话差别太大了。我记得最早是启功先生在1942年释读的，见于《雍睦堂法书》。启先生是1912年生人，当时年仅三十多岁。启功先生真的是天才，咱们实在比不了。

平复帖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买书了，1991年我自己起了一个斋号叫“小残卷斋”，启先生就给我赐题了一幅匾额。

启功先生题“小残卷斋”匾额

碑帖鉴定，首先我们要熟悉资料。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对这个感兴趣的。你得知道碑刻的历史，还得知道中国文字的演变，甲骨、金文、大篆、小篆，金文里面又分出战国文字，然后秦汉文字，然后就是草书、楷书、行书。文字演变，各个时代的书体，著名的碑刻，代表人物的作品和著作，这些你都得熟悉。还有重要碑刻立碑的时间、出土的时间或发现的时间。比如说过去的旧书商一般都爱夸张，包括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闹笑话，举办展览说明称“《张猛龙碑》，宋拓”。《张猛龙碑》何来宋拓？明明是明代出土的。《曹全碑》是万历年间出土的，古董商为了卖噱头给它题宋拓，但是宋代还没出土。还有就是宋代著录的碑刻比较多，但是其中很多没有拓本。宋拓什么多啊？法帖和唐碑多，汉魏碑大体上都是明拓的，宋拓本很少。像故宫有两本《华山碑》，原来都定的是宋拓，后来一本改定为明初。《孔宙碑》原来定宋拓，现在也改为明初了。这是后人比前人得到的信息量大，不是说我们高明了，而是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断代都改了。所以你要知道这碑是什么时候出土的，这是一个知识。还有一个，就是哪家有哪个拓本，这是个存世量的问题。比如说《神策军碑》就半本，贾似道藏过，现在藏在国图，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华山碑》传世四本，日本一件，故宫两件，香港中文大学一件。这不算是什么学问，但是你要知道。比如说董美人墓志，我现在统计是十件，可能不止，只是我知道的，出版公布过的，藏家披露出来的，是十件，这些信息都得掌握。

神策军碑

碑帖鉴定就是这些基本情况，这要通过长期的实践、看书，把它总结、归纳起来。比较有名的书要知道，我就老爱给人开书单子。要看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还有方若著、王壮弘补的《增补校碑随笔》，这个书比较好买。碑拓鉴定的书多了，但是最权威、最经典的就这俩。

张彦生先生是1901年生人，他是琉璃厂庆云堂碑帖铺的老板，也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他是1982年去世的，活了80多岁，经验极为丰富。凡是他著录的，跟别人有矛盾的，多半都是他对，这都是屡试不爽的。晚清方若有一个《校碑随笔》，他把历代的校碑做了一个总结，这个书很好。此人后来活到了解放后，王壮弘先生是上海朵云轩搞收购的，这人很用功，比我大十岁八岁吧，我们俩认识，他已经故去了，在香港故去的。王壮弘先生在方若的基础上增补了有一倍以上的篇幅，有的订正了错误，有的新资料给收进去了。另外最近这些年也出了不少书，比如说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出的一系列的书都不错，都可以看。但是有的过于庞杂，不好记，所以最管用的还是这两本。我原来总想写一个通论的书，耽误好几年了，2007年在国图讲课，大家就很欢迎，但是现在还没搞出来，估计没希望了，系统性不够，只是把一些实践的经验总结一下。我刚刚给杜老师的那本书是我讲古籍的，名字是《纸润墨香话古籍》，都是从实战出发，从我自己买书、藏书这几十年的经验出发。我记得过去毛春翔先生有一本书，叫《古书版本常谈》，特别好，针对性特别强，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毛春翔是浙江图书馆的资深研究员。当时这书传到北京了，赵万里说，毛春翔还能写书？就瞧不起毛春翔，觉得毛春翔这书不堪一用。其实不是。赵万里有赵万里的高处，毛春翔有毛春翔的长处。就是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像我这本书就是属于“寸有所长”的，给李致忠先生看，李先生说“大家各抒己见吧”，我就属于“各抒己见”。这书我本来都不敢给李先生，但是不给又不行，我跟李先生属于亦师亦友，不给吧，你是想偷着瞒过去吗？给吧，这也叫书？当然最后还是给了。但我知道我这书的份量，这是自知之明。

除了看纸张、墨色，还有一个就是考据字。方药雨先生活到1954年，是浙江定海人，他《校碑随笔》这本书做的很好。你比如说《张猛龙碑》，那么多字，我们抓什么呢，可以抓“冬温夏凊”四个字，“冬温夏凊”不损，清初。“盖”、“魏”不连，明拓。这不要你背，多看，反复看就知道了。《张迁碑》看“拜”字，就是“征拜郎中”的“拜”字，“拜”字不损，就是乾隆以前。如果“君讳迁”的“讳”字不损，就是清初了。要注意关键字，一个碑注意一两个字就行了。比如说《礼器碑》，“追惟大古”那“古”字，底下石花连了就晚了，有那石花就是明拓。后面还有一考据，第十行“绝思”，“绝”、“思”不连，就是明早期了。这就是说你要抓关键碑的关键字。碑有好几千种谁也背不下来。不用背，抓几十种就够了。几十种，高度概括，然后其他就看纸张墨色。有的需要你一查，有这书呢，这样基本规律就都掌握了。

其他的要注意什么呀？还要注意附加的文化值。就是这拓本装潢怎么样。我打一通俗比方，叫“好马配好鞍”。你要是西装革履的闯进北京饭店，没准能蒙进去，混顿饭吃。要是穿着短裤背心，穿着拖鞋进去，人家肯定不让你进去。一般来讲，好碑帖的装潢也是非常讲究，非常堂皇。装潢凋敝而品质特好的碑帖，也有，但极少。一般好的装潢是什么呢？就是樱子木面的、锦面的，四周镶红木边，最次也是楠木面的。当然也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那是商品货。但是一般来讲，这是一致的，要注意这点。再一个就是要注意题跋。题跋这种类就多了，像题签，你别看就题一名字，有的名字很有讲究，说是宋拓什么碑，就给你定年代了，某某某旧藏，某某某题签，谁藏过，谁题的，什么时候题的，有的内容很多。还有边跋，所谓边跋就是这个帖心的四周写的一些题跋。最后还有观款，比如说某某看过，某某题跋。这些都给你带来大量的信息。

比如国家图书馆有一件宋拓《大智禅师碑》，水渍都挺厉害的，也没跋，什么也没有，就张伯英题了一个签，“宋拓大智禅师碑，库装”。所谓库装就是宋代内府的装潢。当时我参与定级工作了，这件东西马上就被定为一级，定为国家珍贵古籍，这没的说。虽然没题跋，但它的装潢本身就说明它的时代了，保存了宋代的装裱的技艺，这多厉害啊，这能给你带来多少信息啊。

宋拓《大智禅师碑》

咱们再回来说研究碑帖。碑帖研究基本就这么三个路子：一个路子是鉴赏派，以翁方纲为代表。其实翁方纲的集子，就是《复初斋文集》、《诗集》，内容丰富极了，但因为《化度寺碑》这事儿，他把宋人的翻刻当成了原刻，现在受人诟病，但其实他当时就是学术泰斗，他参与《四库全书》金石类的编纂。再一个就是考据派，以钱大昕为代表，他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这就是我们所不懂的了。当代这样的研究很少了，也有利用出土石刻或墓志材料做文章的，但是没有能称为卓然大家的这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收集资料一派，像王兰泉的《金石萃编》，把前代资料统统一网打尽，搜集起来，排列在这儿，这个工作大概还能做。古代大致就分这么三大类，那么我现在也就是学一点翁方纲的皮毛了，鉴赏一点。我最近买了一部《复初斋诗集》，道光原刻，有一点叶志诜的批注，叶是他学生。这里面有关于泰山刻石的诗，我想着我那个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后边没东西，我把翁先生的诗抄上，增点彩呗。鉴藏家，考据家，著录家，碑帖研究大概是这么三个路子，如果在座的同学们有志于此，可以选其中的一项做，我觉得这个前途无量。

过去从鉴藏方面来讲呢，他也有一个侧重。宋朝金石学一个高潮，然后清代是一个高潮，宋代词学是一个高潮，到了清代词学又是一个高潮，这俩很有意思。你看清末四大词人，郑文焯、王鹏运、况周颐、朱孝臧，词做得好，对传布词做了很大的贡献，同时都懂金石，而且玩的都特棒。我有他们的作品，也有他们题跋。我也收点词集，因为偶然间买了一些好词集，特别稀见的，比如说《饮水诗词集》，是纳兰的那个最早本子，原来叶恭绰有一本，烧了，谢国桢有一本，我有一本，非常罕见，自此我就有兴趣了。后来一看不行，清词这东西浩瀚无穷，浩如烟海，碑帖我弄一百种，基本上中国古代碑帖重要的我就拿下了，词集上千种都白搭，太多，各个流派你都得知道啊，各个流派的代表作，这哪儿收去？收不齐。我今年快七十了，活二百一十岁也不够用，所以不可能了，有一点算了。杨成凯先生原来老惦记我那《饮水诗词集》，他没有这个，他玩词集玩那么好都没见过这东西。我也是很偶然，在中国书店，二百块钱，买了一个康熙三十年原刊的《饮水诗词集》。

我很荣幸，像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我都跟他们请教过。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开会，我先到朱家溍先生那儿聊。因为我在文物局工作，所以我老列席会议，不是委员。朱先生说：“我这儿没什么，就是‘猪跑学问’。”我说什么叫“猪跑学问”啊？不知道。到了启先生那儿又聊，明白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就是老先生们的学术风范。启先生也是没有上过大学啊，他没这个条件。

启功先生

再说一位李零先生，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曾经是李学勤先生的研究生。上研究生那会儿，经常来北大红楼（文物出版社所在地）来找我，中午一边吃饭，一边交流，使我获益良多。2010年，我住院调血糖，住在天坛医院。偶然在报刊上看到李零先生的文章，称自己是吃“三古饭”的，什么是“三古饭”啊？——古文字、古文献、考古学，所以李零先生很自信，学问也大。看了这个文章，我感慨良多，就写一首顺口溜：“苍天假我不济才，三古门外久徘徊。”这“三古”我也都弄过啊，考古学我下了很大功夫，整理青铜器的资料，转悠了半天也没钻进去就退出来了。“自幸前贤奖掖过，猪跑学问依样来”。这么多老先生都提携过我，我说“猪跑学问依样来”。咱也是猪跑学问，照样来了，后来我给我同学冯蒸看，就是那个首师大的名教授，搞《说文》的专家。他让我再润色润色平仄什么的，我这一润色，合了平仄，但不合意了，干脆就是打油诗吧。“苍天假我不济才”，自己就是一笨人。“三古门外久徘徊”，就是转了半天也没钻进去。“自幸前贤奖掖过”，也就是说很庆幸，这么多大师，咱都接触过，都学过、问过。“猪跑学问依样来”，也是“猪跑学问”，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跟大家讲过，“幼无名师”是人生大憾，当然天分、学识这个东西也不遗传，还得靠自己，学习要有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学书法、搞学术，你得按着正确的道路，下的功夫越大，成就就越大。如果道路歪了，功夫越大越糟糕。书法上倒是何绍基人家走出一条路子来，何绍基写字是较着劲写，他走成功了，这是极特殊的。启先生就讲过几点，自然、适中、适合。他说有的人拿舌头写，拿左手写，还有直接用手写的，这都是邪门儿，就是想以狂怪取胜，走捷径，但是没有捷径，传统的，规规矩矩的，任其自然，适合人的生理的，这种就是正确的。你非较着劲，那不行啊。再一个，不由咱们来决定的，就是人的寿命。比如说齐白石，他是活那么高寿，才有那么大成就，要是早夭了，就完了。有的人就可惜了，徐悲鸿五十三，陈少梅四十八，还有早的，那江标才三十八岁，多才华横溢啊，倒霉。像我这样，明年就七十了，人生苦短，年近古稀，一事无成，来不及了。反正就是心向往之，尽量努力，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这种精神了。

我这一生都在追赶，一直在追人家，老是不如人。追古人，我现在喜欢的这些东西，跟古人对话，古人题跋、古人的书、古人的碑帖、古人的批校，真是跟古人学。追前贤，追启先生，追王先生，当然追不上，就是努力追。追时贤，我那天看方广锠先生的文章，我跟方先生很熟，杜老师和我们都一起参加评审工作，都一起交流。方先生学问大，这个敦煌卷子，看一点就知道，实践经验、理论水平都高。包括杜先生，还有刘先生，还有很多跟我同时代的人，比如去世的杨成凯先生，水平很高，我一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甚至于现在我开始追后辈，有的后起之秀真厉害，给我蒙得一愣一愣的，喷墨打印的东西我都当真的了。去年保利拍卖了一件《道因法师碑》，我当时腰坏了，卧床，也没去看。审的时候我看了，表格上就写了一个《道因碑》，我也没注意看，三千块钱起价，九十万成交，北宋拓，真漂亮。后来拿照片给我看，真好，我说至少够明代。后来当天晚上买主就给我打电话，说“孟老师，我买到个好东西，北宋拓，仅次于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那件，就差毫厘”。所以年轻人不得了，真有高的。所以我要学古人，学前贤，学时贤，学后辈，一辈子追。以前教我写字的归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典故从何而来。他说人治学就好像挖井，有的人不专心致志，挖两下不见水，走了，换个地方挖两下，又走了。有的人就专心守着一个地方挖，最终见到水了，就成功了。我说我就属于那个笨人，就守着一个地方挖，就这么一个小门类，总算见点儿水，无非就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刚刚说到方广锠先生的文章，他不是研究佛教嘛，他说了几个字特别好。他说有“顺缘”，有“逆缘”。所谓“顺缘”就是帮助过你的人，所谓“逆缘”就是阻碍过你的人，都对你有好处。我看了半天人家的文集就得了这么四个字，其他看不懂，太深了。

启功先生也说过一件事，我给大家讲讲。启先生写过一个对联，他说“预挽某先生，余冠年涉世，此君事事相扼，然当时苟相容，余之寡陋，当十倍于今也。一九八六年夏，启功”。对联的内容是“玉我于成，出先生意料外；报君以德，在后死不言中”。他不说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当时启功先生也挺惨的，他因为没有学历备受排挤。他们家跟傅增湘先生关系好，有一年有人要请启先生题字，要我代求，他问给多少钱好啊，我说你不用给钱，就把你家里那副傅增湘先生的对子给他就行，我就给拿去了，启先生特别高兴，当场就写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傅增湘跟他的上一辈是同年，同一期考取的，有这个交情。当时傅增湘先生说这个小孩这么聪明，写得也好，画得也好，没工作，就找陈垣先生安排，把他安排在辅仁附中教美术，教国文。附中这个校长比较传统，说你没学历怎么能上我这教书呢，用了一学期，不用他了。陈垣一赌气，来我辅仁大学吧，教大一国文，所以启先生视陈先生如同父亲。傅熹年先生是傅增湘先生的嫡孙，天分既高，家学又深，无怪乎启功先生对他特别器重。傅熹年先生现在是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原来那个五人小组，就是有启功、谢稚柳、刘九庵、徐邦达、傅熹年，傅熹年先生最年轻。有这一层关系，所以我拿了傅增湘的对联，启先生马上就帮人把字题了。

我这么一个门外汉，业余选手，后来被选去参加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非常荣幸。这些年我确实很幸运，我数了数我参与过的事，说完这个咱们今天就结束了。2000年，翁氏藏书，就是翁万戈那批，他是翁同龢的后人，几十件东西，多么精彩，当时国家图书馆的李致忠先生说大部分他们都有，不怎么追，上海比较努力，所以这批东西最终归了上海图书馆。当时东西都到机场了，北京方面也下批文说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给北京市文物局起草的报告，北京市文物局也有意，但是北京市文物局很难跟上图、国图去竞争。那文是我起草的，东西我也看过，上午是老先生们看，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还有图书界的老先生们，在世的都去看了。下午是我们这些“小先生”，杨成凯先生、我、田涛、宋平生。这件事我算是参与过，人家都盯着宋元看，我是另有所图，我看的是《冬心先生续集自序》，那书是丁敬手写上板的，印得特别少。因为我收金冬心收得比较多，我有八种，我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第二件事情是《元官藏》，《元官藏》是元代官方刻的大藏经，原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后来云南出了几本，在《文物》杂志上介绍过，后来方广锠写过文章，那一下子从河北几个藏家手里给国图二十本，便宜极了。二百万还是多少，当然也是他们作贡献了，现在一本出去就得一百万。当时参与鉴定工作，有馆内专家，馆外专家我算一个，有幸躬逢盛事，参加这项工作。第三件事是国图收的北宋《开宝藏》。大长卷子，我跟潘吉星，搞造纸研究的专家，还有白化文先生，我们参加鉴定的工作。

后来还有过云楼藏书的发现，主要是宋版的《锦绣万花谷》，四十册，完整的，那是2005年卖出去的，后来2012年被凤凰集团买了，那个新闻发布会，我都参与了。还有《礼部韵略》，江西出土了一个宋版，大家都不说从哪来的，其实可能是出土的，江西有的古墓里头有完整的宋版古籍。李致中先生他们去看了，后来我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

我今天就拉拉杂杂，一是给大家讲讲碑帖鉴定这些要点，二是讲讲我自己的学习经历，跟大家学习，跟大家共勉，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谢谢大家！

本文文字稿由北京大学张鸿鸣博士整理，原载杜泽逊先生主编《国学茶座》第16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内容与发表时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