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海报
1979年初，中国电影界万物复苏，出现很多老片复映的盛况。电影局解禁了很多解放后十七年间被打成大毒草的电影，其中有一部独具特色，这就是《早春二月》。
1926年，青年知识分子肖涧秋（孙道临饰）应老同学陶慕侃（高博饰）之邀，来到浙东小镇中学任教。在前往赴教的轮船上他遇到了丈夫死于广州起义的文嫂（上官云珠饰），顿生同情之心。在陶慕侃为其举行的欢迎家宴上，他认识了陶的妹妹，活泼大方的陶岚（谢芳饰）。
交谈中方知在轮船上遇到的孤儿寡母竟是老同学李志浩的家小。出于正义和同情，肖涧秋经常资助造访文嫂家，这引起了周围人议论。而肖的正义品格却赢得了陶岚的爱慕，此时的肖涧秋陷入了巨大矛盾之中。他爱陶岚，更同情饥寒交迫的文嫂一家，考虑再三他决定娶文嫂为妻。此时的他陷入爱情和同情的旋涡中不能自拔。
《早春二月》根据著名作家柔石的小说改编，摄制于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导演谢铁骊，主演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当时社会上各种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影片都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和立场，但唯独这部电影毫无顾及地讲述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因此拍摄完之后没上映多久就被直接打成毒草影片。可以说影片在1979年的复映，几乎等同于第一次公映。
影片上映后，观众们普遍对影片主人公的命运寄予深深同情。作为当时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到底何去何从，影片对他们的徘徊和无助描写得非常逼真。导演对芙蓉镇场景的掌控十分到位，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已经和这个小小的乡镇融于一体。三位主要演员真挚细腻的表演，使影片的意境得到很好的体现。作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这部电影已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在世界上也享有着极高的声誉。
请介绍下电影“早春二月”，谢谢
出品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年代：1963年
原著：柔石
编剧：谢铁骊
导演：谢铁骊
演员：孙道临 谢芳 上官云珠
1924年的一个江南小镇芙蓉镇上，为追寻革命真理而苦闷彷徨的知识青年肖涧秋来到了这座小镇教书。为帮助牺牲了的老同学李志豪的寡妻文嫂和一双儿女，肖涧秋不顾镇上的流言蜚语主动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
另一方面，肖涧秋所在中学的校长的妹妹、大学生陶岚因病休学，苦闷任性，自葬青春，差点被小镇首富钱正兴逼迫成婚。肖涧秋在帮助她找回青春和理想的过程中渐生爱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嫂儿子小宝的病逝使她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为解救文嫂，肖涧秋决定牺牲爱情，取其为妻。陶岚虽痛不欲生，但也支持涧秋。但是最终文嫂为了成全肖和陶岚的幸福，自尽于丈夫的坟头。肖涧秋最终从悲痛中醒悟过来，辞别了小镇和他心爱的人，毅然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
影片背景：
1962年，中国略微从自然灾害与狂热的政治运动中缓过气来，文艺界也稍稍有了喘息之机。一些电影工作者恢复了创作活动，并拍摄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电影作品，这其中包括《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抓壮丁》等重要影片。但很快这些电影都遭逢厄运，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严加打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春二月》获得了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的机会，这并非因为它通过了审查，而是被当作大毒草，供全国人民批判之用。
在旧中国，知识分子也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遭受欺压。不少影片将镜头对准了知识分子在旧社会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早春二月》、《青春之歌》、《聂耳》是这类题材影片的突出代表。谢铁骊导演、根据柔石小说《二月》改编的的《早春二月》对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肖涧秋在寻找出路过程中的苦闷、忧愁、踯躅、彷徨和寻求真理不得而又不甘苟且偷生、随波逐流的心态与行为作了深切细腻的刻划。影片中肖涧秋出于人道主义，同情与资助贫穷的寡妇文嫂，这一行动不仅不能救文嫂，反而导致文嫂受诽谤、攻击，被迫投河自尽。肖涧秋最后只好无奈出走。这一情节生动地展现了旧社会、旧礼教的残酷无情和知识分子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无能为力。该片于1983年在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获评委奖。
女主角简介：
谢芳(1935— )的成名作是《青春之歌》。她饰演的林道静性格鲜明，具有多种色彩。谢芳既把握了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又表现出人物思想发展各个阶段的联系。她特别善于通过自己的眼神、表情，准确地揭示人物细微的感情变化。《早春二月》中饰演的陶岚是谢芳表演艺术的代表作。这一角色与林道静相比，更多的具有执着任性、桀骜不驯、热情奔放及理想化的色彩，更具有盲目性与狂热性。谢芳很好地把握了这一人物的基调，同时又注意运用细致入微的演技，揭示陶岚善良、真诚、富于同情心以及对初恋的向往、对进步思想的追求等性格侧面。从这一人物始，谢芳突破了本色表演，成为一名出色的性格演员。之后，她在《舞台姐妹》中塑造的竺春花也非常成功。她以深沉凝炼的演技表现了人物的成长过程，同时感人至深地刻画了竺春花善良、正直的美好心灵和忠于艺术、追求真理的崇高品质，为影片倍添浓郁的人情味。1979年，谢芳在影片《泪痕》中饰演一位在“文革”中被逼致疯的归国华侨，也广受好评。
男主角简介：
孙道临（1921— ）自1948年走上银幕，先后主演了近20部影片，他第一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渡江侦察记》中的侦察员李连长。之后，他在《家》中饰演觉新，表演细腻，刻画出了小知识分子内心矛盾苦闷的心态。1958年，他饰演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地下工作者李侠，是他表演上的一大飞跃。李侠在影片中以解放军、老板、工人等不同的身份出现，孙道临在刻画这个人物时，注意“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脸部化妆变了，服饰变了，讲话的语调、内容变了，然而角色的核心没有变，这就是他毕竟是地下工作者。孙道临的眉宇之间总有那一股凛然正气，流露出一丝军人的气质。演员的自身条件为塑造李侠英雄气概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李侠这个人物得到电影界内外的一致好评。孙道临真正的代表作是《早春二月》。他在影片中扮演肖涧秋，演出了外表的柔和和内蕴的深邃，刻划出了角色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使这一角色成为我国银幕上独特而具有生命的形象。“文革”后，他在中、日合拍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饰演我国的棋手况钟山，与日本著名演员三国连太郎演对手戏，相得益彰，以其纯真，质朴，深沉，自然的表演而受到很高的评价。
导演简介：
谢铁骊(1925— ) 这个时期的代表是《暴风骤雨》、《早春二月》、《海霞》。《暴风骤雨》根据周立波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描写的是1946年东北北部一个农村土地改革的剧烈斗争。在这部影片中谢铁骊初展大家风范。他的主要功绩，首先是删繁就简，将一部大容量的文学作品变成一部电影。谢铁骊对原著的取舍达到了使剧情集中、情节紧凑、布局匀称、节奏有力的目的。其次，塑造了在土改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农民赵玉林的形象。这个人物比之小说更鲜明，更丰满，更完整。而影片在风格上则达到了朴素、平实、浑厚的效果。《早春二月》则是充分展现谢铁骊的艺术才华，形成谢铁骊艺术风格的作品，是一部表现人道主义，充满人情味、丰富的戏剧性，洋溢着诗情画意的艺术精品。《海霞》是谢铁骊在“文革”期间的作品，影片以六十年代初东南沿海的渔民生活为背景，写出了一群女民兵的成长道路，以及她们亦渔亦武保家卫国的战斗生活。难能可贵的是谢铁骊在这部影片越出了当时“左”的文艺桎梏，在结构上采用“非戏剧化”和“散文化”的表现手法，尽可能去展示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体现了谢铁骊勇敢的探索印迹。谢铁骊自1977年以后先后执导了《大河奔流》、《今夜星光灿烂》、《包氏父子》、《知音》、《清水湾，淡水湾》、《红楼梦》、《月落玉长河》、《天网》、《金秋桂花迟》等影片。谢铁骊是一个视野广阔、涵养丰富、手法多样的艺术家。他既能再现剧烈的社会变动，展示历史重大的变迁，又能逼近人物，揭示人物内心的深刻变化，对人情世态作准确而精致的描绘，尤其擅长后者。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他艺术涵养的丰富，使他对文学名著情有独钟，亲自改编搬上银幕，并能较好地保持原著的风格。
什么是电影？
■电 影电影的特性
19世纪末，随着电学、光学、化学、机械学等诸学科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将活动的物像用摄影机拍摄在胶片上，又能通过放映机将这些记录在胶片上的活动物像投射到银幕上从此,这种被称为电影的“第七艺术”问世了。到20世纪末的近百年时间内，电影已发展成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着广阔的覆盖面的与人类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的崭新的艺术。
电影的发展是以与其相关联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先导的。一个世纪的时间中，电影由无声而至有声又至立体音响,由黑白而至彩色,由单一银幕而至多种银幕。这种技术上的变革，使得电影在艺术上不断变化，成为具有丰富表现力及较大可塑性的一门艺术。
电影在逐步的发展进程中，吸收了诸多艺术的积累及创造，并逐步将这种吸收与自身特点尽可能完善地结合在一起，既有其综合性，又有其独立性，使电影终于成为融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摄影等艺术于一身的崭新艺术，又成为覆盖面最广阔的传播媒介。
电影是兼有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特性的视听艺术，是兼有时间艺术、空间艺术特性的时空艺术，是善于用分解和组合的方法，在运动中表现事物运动的艺术，是需借助于必要的放映设施、以群体性、“一次过”的方式进行观赏的艺术……。电影的这些特性，使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电影经营管理、电影艺术创作、电影技术工艺、电影放映发行、电影理论研究等系统，各系统内又有细致的分工，各司其职。这种分工协作，保证了庞大的电影企业的正常运转，维持着兴旺的电影王国的繁衍发展，其涵盖之广、分工之细、整体协调性之强，是其他艺术种类所不及的。电影的综合性是以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进行统筹,得以体现的。因之,也可以说，电影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经营的发展在艺术领域的成果。
电影是一门群众性的艺术。电影制作是有组织的、相互依赖的群体劳动；与其他艺术相比，制作成本巨大；影片以画面为主体，直观、形像，通俗易懂，便于多层次观众观赏；复制简便，易于传播，早期无声片及有声片产生的配音译制方法，使电影能够超越语言障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种特点使得电影始终是一门大众化的“俗文化”。电影只能在寻求与社会的同一性中生存及发展。影片既是精神产品，有其艺术属性，同时，也是物质产品，通过传播渠道，进入市场流通，又有其商品属性。电影观众既是艺术欣赏者又是商品消费者。成本巨大的电影再生产是无法依赖个人或集团承担的，而只能依赖于社会，也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电影只能以各种方式求得尽可能多的群众的认同,方能生存,方能发展。任何想把电影囚于“沙龙”和“象牙塔”内的想法和行动，都是难以成功的。电影只能偶尔充当“沙龙”及“象牙塔”中的匆匆过客，它生存的土壤仍在群众之中。近一个世纪的电影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电影工作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以与之相适应的方法寻求社会容纳、群众认同的历史。
为寻求社会容纳、群众认同，电影必然要实现与人民群众、与社会进步的结合。电影问世之初，是以新奇的技术满足吸引群众的娱乐需要。然而,只具备纯娱乐功能的电影“杂耍”、“游戏”时期很快就结束了，电影开始对现实生活进行能动地反映，逐渐具备教育、认识、审美诸多功能并努力将其寓于娱乐功能之中。无声片时期崛起的天才大师C.卓别林的电影创作，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电影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扭曲、变异的不健康成长状况，然而它终究要回到与人民、与时代、与社会进步相结合的道路上来，这是电影发展的主流。不论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的新浪潮电影，或是正在勃兴的第三世界电影，都是在这一主流前进中腾起的一个个浪潮。在这一主流中，电影几乎与20世纪人类生活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诸多领域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电影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变革，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随着电子工业的兴起而诞生的电视，曾一度危及电影的生存及发展，然而，现在它们已经日趋融合，走上了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电影已在百年来与人民、与时代、与社会进步的结合中，产生了自身生存、发展的活力。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影还将面临着更新、更多的竞争和挑战，电影仍需在寻求社会容纳、群众认同中汲取生命的活水。
电影是遍及全球的世界性艺术，它在现代大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首先兴起并迅速发展，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鼎盛时期，曾以其为中心成散射状遍及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电影，在经过短暂的对外来电影的单纯模仿阶段之后，便进入将电影在本国家、本民族中移植的阶段，即实现电影本体与本土的结合，使电影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与本民族群众的生活风俗、伦理道德、文化积累、欣赏习惯相适应，只有这样，电影才能在本土寻求到被社会容纳、群众认同的必要条件。几十年过去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电影工作者,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实现电影本体与本土日趋完美的结合中，各自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精华,创作出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电影,形成世界电影的丰富多样，并以多点散射的方式相互渗透、广泛交流，使得世界电影发展呈现出在宏观上异中求同、微观上同中求异的局面。
中国电影的产生和发展
电影是19世纪末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一开始是由外国人在中国放映、摄制影片。1905年，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摄制了京剧舞台纪录片《定军山》，揭开了中国人摄制影片的历史序幕，至今，中国电影已走过了80余年的路程。
中国电影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1905年到1931年是中国电影前辈将诞生在西方的电影艺术移植到中国、并在已被西方电影以绝对优势占领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的拓荒时期。1913年，中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问世。之后，相继有电影摄制机构出现，进行国产影片摄制与经营，但均为小规模的、时断时续的、收效甚微的尝试。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的《孤儿救祖记》以丰厚的票房收入证实国产影片在中华大地立足的可能性，随即吸引了一批投资者对民族电影的关注，相继成立了电影企业。至1925年，在上海，就出现 100多个。从各种不同渠道涌入电影行业的投资者、创作人员各显其能，各行其道，在与外国电影竞争的总背景上相互激烈竞争。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发展，形成以明星、联华、天一这三个初具规模的电影公司为主的制片工业，经历了家庭伦理片、社会言情片、民间传说片、神怪武侠片等类型片创作热潮的起起伏伏。其中，神怪武侠片将中国武术、中国戏曲中的武打及电影特技巧妙地融于一体，以中国传统道德中“侠义精神”为主,一度蜂拥而起,甚至泛滥成灾，虽以粗制滥造者为多，但也使后来发展成中国特有的“功夫片”得具雏型。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多以迎合城市市民观众趣味以保证票房收入。在内容上多宣扬传统封建道德，在形式上多顺应中国戏曲及文明戏以适应观众的欣赏趣味。拓荒时期的中国电影带有浓厚的纯娱乐性及纯商业性，其根本原因是未与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运动发生紧密的联系，与“五四”运动后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诸多艺术领域中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因而呈现出混乱、起落沉浮、变幻不定的局面。然而，中国电影事业拓荒者的功绩还是不容抹煞的，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奋斗，使得电影这门新生的外来艺术,在古老的中国扎下了根、站住了脚,在被外国电影垄断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争出了一席之地，使中国民族电影成为中国都市人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也为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方面、人才方面、舆论方面的初步基础。
1932年到1949年是第二个时期，是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探索时期。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翌年又发生了淞沪战争,国难当头,民族矛盾尖锐。1932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入电影领域，中国民族电影再也不能脱离实际,不能不考虑广大群众的要求了,于是，中国电影开始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电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确立了大众化的路线方针，汇入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民主革命运动的时代洪流，发生了与人民、与时代、与社会进步相结合的历史性转折，开始与中国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为艰难求生的中国民族电影事业注入了时代的活力。电影工作者将创作的目光，由脱离实际的题材转向现实生活，转向广大的劳苦大众。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民族危机、阶级对立，与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要求呼应起来，在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同步中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博得了观众的欢迎。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在泥泞中跋涉，荆棘中潜行，初步形成了这一历史性转折，制作了《三个摩登女性》、《春蚕》、《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比较优秀的影片，在拓荒时期的基础上产生了较大幅度的质的变化。抗日战争时期，战乱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几乎陷于停顿。由于摄制基地被毁和胶片来源中断，上海几家规模较大的电影公司被迫停产。1938年上海沦陷，除一部分人在香港、重庆、武汉、延安坚持很少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摄制外，大部分电影工作者参加了救亡工作，一部分人转入戏剧等其他领域。抗日战争结束后，与中国劳苦大众共同经历了八年离乱之苦的广大电影工作者，与社会实际有了更多的接触,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体会,思想、艺术均较前成熟，长期的生活积累与被压抑的创作热情的结合，迸发出可贵的艺术火花，很快就推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优秀影片。这些影片，以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深刻,人物形像塑造的典型性,艺术手法的精美，整体水平的和谐而表现出相当的思想性、艺术性及两者的较好结合。这些影片，迅速及时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下的痛苦呻吟和强烈愤怒，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前夜的正义要求和革命呼声，尽管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只能用比较隐蔽的手法来表现，仍然与广大观众产生了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与解放区,也建立了电影摄制机构,以拍摄纪录片为主，为中国革命历史保留了丰富而珍贵的电影资料。这一时期，是中国民族电影事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使得电影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而且通过与人民、与时代、与社会进步的联系获得自身发展的活力。电影在中国人民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
1949年到1966年是第三个时期。是中国人民电影的振兴时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人民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苦难生活,开始当家作主,创建新生活。如果说，在第一、二个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是在黑暗的社会条件、腐朽的反动统治、外国电影的垄断包围下艰难求生的话,那么,在这一时期，电影是在人民政府的关心爱护下，获得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和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首先，外国影片占85％以上的电影市场的局面结束了，国产影片以绝对优势占领了中国电影市场；过去,只有上海一个地方有电影制片厂,抗战时在重庆虽也建厂,但出品数量很少。建国后,东北、华北、东南、中南、西北、西南相继成立了电影制片厂；1966年以前全国列入国家生产计划的生产故事片的制片厂，规模不一，共7个，它们是：长春电影制片厂、 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过去，只有生产故事片的电影厂，建国后，相继成立了新闻纪录片厂、科教片厂和美术片厂，品种更齐全了；过去，没有国产胶片、电影机械制造工业，建国后，电影胶片和电影机械基本可以自己制造了。过去，电影的放映发行只局限在都市，建国后，电影普及到乡镇、农村、工矿、部队，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发行放映网；过去，没有全国性的电影专业学校、电影专业团体、电影出版和电影科研机构,建国后,建立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由于社会条件的改变,电影工作者获得更直接、更深入地了解人民生活、社会实际的便利，继续坚持并发扬了中国电影与人民、与时代、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良好传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过去没有条件在银幕上正面表现的各个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建国后成了首先吸引电影创作者关注的题材领域。同时，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英雄壮举，也迅速及时地涌现在中国银幕之上,出现了《桥》《钢铁战士》、《中华儿女》、《白毛女》、《翠岗红旗》、 《渡江侦察记》、 《祝福》、《李时珍》、《青春之歌》、《上甘岭》、《林则徐》、《老兵新传》、 《林家铺子》、 《红色娘子军》、《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农奴》等优秀影片，不仅在题材内容上，比前两个时期有了新的开拓，而且在整体艺术水平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影片质量明显地超过以前。这一时期，建国前从影的老一辈电影工作者及建国后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电影工作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支可观的电影专业队伍这一时期,尤其是1958年以后，由于电影方针政策方面的“极左”思潮使电影创作生产一再受到不应有的干扰和压制，特别使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创作方面的收获很不理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是被称为“十年浩劫”的荒芜时期。“文革”十年，电影首当其冲地被全盘否定,全部打倒,成为受反革命文化专制主义迫害的重灾区。大批电影战线的领导干部，艺术、技术、理论人材被打倒、批斗、监禁，甚而迫害致死；几乎全部影片被封、被禁，许多影片被当作毒草进行全国性批判；除新闻纪录片厂外，全部电影厂停产数年；电影队伍流失严重，专业创作活动中断；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出版社都被解散。十年中，只生产了极少量的故事片和所谓的“革命样板戏”影片，使中国影坛万马齐暗、一片荒凉。中国人民电影事业在创业时努力创造的兴旺局面被窒息，中国电影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停顿和倒退。
1977～1979年，由于电影领域仍处在十年动乱的余悸之中,影片生产处于徘徊踏步的状态。但广大人民对电影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了迎接新的发展形势，1978年国家又批准成立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和潇湘电影制片厂，使列入国家生产计划的故事片厂增加到了11个。
1979年以后，是中国电影恢复创伤、重新振兴的第五个时期，由于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肃清反革命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广大电影工作者在荒芜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医治创伤的同时，积极解放思想，不断突破禁区，努力开拓视野,吸收世界电影艺术、技术,重新恢复了中国电影与人民、与时代、与社会进步相结合的优秀传统，使中国影坛出现了崭新风貌。创作出一批与现实联系紧密、思想内容深刻、艺术上有所创新的电影作品。如《小花》、《归心似箭》、《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西安事变》、《人到中年》、《沙鸥》、《野山》、《黑炮事件》、《原野》、《芙蓉镇》、《黄土地》、《老井》、《红高梁》、《血战台儿庄》、《孙中山》等优秀影片，不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质量水平；特别是近年来，相当一批中、青年电影工作者在实践中成长起来，脱颖而出，挑起了振兴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大梁，显示出中国电影发展的乐观前景。与此同时，国家又相继批准成立了青年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深圳影业公司、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到1988年为止，中国共有列入国家生产计划的故事片厂16个。目前，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改革的深入发展，电影领域的体制改革正方兴未艾，预示出电影领域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的可能性。
80余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中，成就是巨大的。然而,总的来说,这80余年的历程也是步履艰难的，可以说依旧是一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局面。“先天不足”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民族电影事业与中国人民一样，处于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一方面是外国影片的垄断，反动势力的镇压、剿杀，进步电影的被压制和遭禁映，经济竞争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许多投身于电影事业的进步人士，都没有受过专门的专业训练，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只能一边模仿、学习，一边实践、创造，起点不高，基础薄弱。再加上处于连年的战乱及武装革命斗争的困难环境中,电影发展条件极其有限,这就使中国电影事业只能步履艰难地摸索前进。“后天失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然比旧中国条件优越多了,但是，从制片到发行放映，从影片的题材、产量到工作人员的培养任用，都一统到底,管得太多,限得太死，“吃大锅饭”、“捧铁饭碗”。这种体制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素质不高的国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此外，对电影生产领导管理上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及过分强调电影为政治服务，历次政治运动，电影总是首当其冲，种种“左”的干扰，使创作思想越来越被禁锢，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建国后，对西方电影采取了封闭态度，很少电影交流，限制了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吸收、借鉴。而“文革”十年中电影所遭受的惨重破坏，更是大大地损伤了中国电影的元气，造成人为的停顿和倒退，延缓了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这种种弊端都使中国电影“后天失调”，发展受影响，不能很快地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经验与展望
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世界电影的发展保持着一定的联系。20年代时,主要受美国电影的影响,当然也受一些英国、法国电影的影响。1930年前后，中国放映了少量苏联电影，又从书本上接触到．．普多夫金、C. M. 爱森斯坦等电影理论，开始受到苏联电影的影响。作为左翼文艺运动一部分的左翼电影运动，主要是受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但是当时在电影艺术方面可以借鉴的却是能够看到的美国、 英国、 德国、法国的影片。因此,3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电影艺术——特别是叙事法、结构、电影语言等方面受西方电影的影响是很深的。D.W.格里菲斯、J.福特、K.维多乃至E.刘别谦、C.卓别林的影响，都在早期的中国电影中反映出来。接触到苏联电影之后，也受到普多夫金、爱森斯坦、．．杜甫仁柯等人的影响。1950年后，中国不再放映美国电影，大量放映苏联影片，介绍苏联电影理论，派庞大的电影实习团赴苏学习，聘苏联专家指导工作和任教，从体制管理上、创作上、艺术教育上照搬了苏联的一套，虽然学到了许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但在吸收与借鉴外国电影艺术方面形成“一边倒”。“文革”时期，除上映少量朝鲜、阿尔巴尼亚影片外，中国曾一度与世界电影隔绝。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才对世界电影打开大门，电影工作者才又接触到世界各国的影片和电影理论，从而开拓了视野。1980年以后，中国电影受到苏联、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电影及其理论的影响，经历了由单纯技艺上模仿、形式上照搬到与中国电影特色由表及里的融化过程。这种与世界电影文化的开放交流，大大有益于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吸收借鉴，有益于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沟通，加快了中国电影质量提高的步伐。
中国电影8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贯穿了一条创立中国电影特色的主线，几代电影工作者的努力，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然而，经过锲而不舍、前仆后继的奋斗，中国电影初步形成了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国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国有11亿人口，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诗歌、绘画、小说、戏剧都有独特的美学观念，世代相袭、潜移默化地薰陶，造就了中国人民的独特审美习惯。这一切，正是电影由西方进入中国后所面临的实际环境，是电影在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气候和条件。适者方能生存，电影也是如此。从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到张艺谋的《红高粱》，中国电影史上家喻户晓、历映不衰的佳作，无一不是采用电影这种“成套”引进的外国艺术形式，来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包括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的人物性格，将典型的中国环境中的典型的中国人物呈现于银幕之上，反映出不同于外国人的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表情语调、风俗习惯，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需要，得到社会容纳与群众认同。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生产者来说，实现电影本体与中国本土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11亿人口，是世界最大的电影消费市场，因之，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应包括占领中国市场这一重要内容，可谓“放眼世界，立足本土”。现在，中国电影正处在开放、搞活的社会背景之中，有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认真总结历史遗产，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继承并发扬其优秀传统；同时，积极吸收借鉴世界电影的一切科学、进步的成果,在纵向继承与横向吸收的交叉点上,达到新时代的电影本体与电影本土结合的新高度、新水平，中国电影的真正腾飞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