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电影制片厂韦廉「八一厂韦廉导演元旦离世执导大决战等系列载入经典电影史册」

韦廉：我与军旅电影的一世情缘

在告别因为疫情反弹而令人悲伤与期盼的过去一年，今天迎来充满信心向往幸福欢乐的2023年元旦之际，惊闻八一厂著名电影导演韦廉因病于2023年1月1日凌晨一时许在解放军301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8岁。

众所周知，韦廉导演是八一厂著名的导演艺术家，1945年2月出生于上海，自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之后，自1973年参加《闪闪的红星》担任场记伊始，经过几年的业务实习，1981年担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助理导演。

自1983年起独立执导《道是无情胜有情》起，相继导演《雷场相思树》《大决战之辽沈战役》（联合）、《大决战之淮海战役》、《大决战之平津战役》、《大转折之鏖战鲁西南》、《大转折之挺进大别山》、《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太行山上》、《周恩来万隆之行》等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力的电影作品。

其“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巨片，充满恢弘大气而又充满历史细节和探索精神，曾多次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等多项荣誉。

我与八一厂这位著名韦廉导演的可以说是多年的老相识，不仅仅是最早从看到他执导的一系列上乘且堪称经典的电影佳作慕名主动结识，到日后若干年彼此的真挚友情一直保持至今。

为此，作为报答韦导的这番真情付出，本拟想亲自操作将之整理出韦导一辈子从事电影导演的纪念图书，因为一段时间工作繁忙，只得忍痛割爱，另外交付于他人代为整理出版《发现韦廉》，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与心愿。

回想起来多年来无论是频繁前往八一厂时，总是记住要到韦导家去串串门，有时候正赶上饭点或者留在家中与韦导夫妇俩共进午餐，或者一起走到居住楼后的内部饭堂，去品尝这里名声在外的“军中佳肴”。

记得还有一次韦导与夫人及女儿全家出动，我们一起到厂外的一家餐厅去品尝羊鱼合炖的大餐，韦导兴致勃勃地说这是他不久前意外发现风味俱佳，故此，便有意约着我一块，痛快淋漓地大快朵颐地一饱口福。

想起来我与韦导之所以能够这样经常相见，那就是我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聊不完的天，每次的几小时痛快淋漓地畅谈，日积月累起来就是一部更加别开生面的韦廉导演个人传记。由此，我十分珍惜一次次的相见与访谈，还曾经应邀一道前往河北涞源一带，为他另辟蹊径执导反映当今农村养老院生活的《白石山下一人家》开机前察看外景，度过了难忘而从实的一次乡野旅行。

在空暇期间，我翻开着韦导留给我的一些纸质文稿和电子文件，对他这一生从事军旅电影艺术生涯中的幕后故事和艺术总结，着实感觉太珍贵也太值得珍惜，更为关键的是韦导出生于电影世家的传奇般经历，单就从他思路敏捷、朗朗上口的往事追忆讲述中，就已经分外令人着迷不已了，这或许也就是我们多年来从未中断频繁往来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缘由吧——

于是乎，顺着韦廉导演颇富表情的生动讲述，在我的眼前就出现了有趣话语中的不同画面来：

“1947年，我们全家搬到上海，住在电影院的后台，后台绕过去就是大银幕，每天放电影，那我就每天听电影里传来的不同声音，一开始是听，后来就是溜到后台偷偷地看，当然看到的画面都是反的了。那时候，我年龄还很小，但对看电影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培感兴趣，甚至连看到银幕上的一个人正对着前方打了一枪以后，我都好奇地想到飞出来的那个子弹壳，等散场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转到那个架着大白布的台上，在银幕的前后去细心地寻找......像这样的状况时常会出现去寻找不同的东西，我想这自然也就是电影对我最早的启蒙教育吧。

我父亲名叫韦布，一直是做制片人的幕后工作，大家最为熟悉的《三毛流浪记》，也是他担任的制片人，我母亲周敏是演员，既然一家人都是这样做事，那么我呢，自然要去跑龙套了，在这部电影里就有我的小小身影，哎！我还留下了照片，你看就是三毛推的这辆车，我就坐在上头，冒充上海小K，嗯，对，就这个，您看够神气！最近画三毛的张乐平的儿子给我发过来一张图片，他居然还找到了我父亲和张乐平当年合作拍摄改编《三毛流浪记》的签约协议书，我父亲经手办理盖了章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是听电影又看电影，还在看现场怎么拍摄电影，到自己会应邀临时客串一回电影里的小角色，真是很有意思哦！记得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根据剧情需要，在摄影棚的内景里，要拍摄我们这几个孩子扮演的各自角色从一座桥上经过的画面，我很好奇地看着眼前的景物，怎么都是看到无论是近处还是不远处的街市场景，怎么大多都是画的哦！为什么不到实际的街道去拍摄布就完事了吗？我很纳闷的想着这个百思不解的问题，在我的身后出现镜头里的场面都画完了，还是一时找不到解开谜底的答案。其实事后想起来很简单也很容易，如果到真实的街区去拍摄，人流、对光、置景等等棘手的问题，一时半会儿就很难统一起来，即便是拍摄出来的也都是不能使用的报废镜头，当然那个时候，我年龄尚小自然是找不到这样的正确答案的，即便是大人们解释我肯定也是难以理解得了的。再说这部电影里看到三毛流出来的那个鼻涕，还有最能代表三毛光头上的那三根毛啊，我都是很感兴趣也是想要特别知道的，原来流出的鼻涕用的是胶水，那三根毛自然也是特制的重要道具，给牢牢粘贴在扮演三毛的王龙基剃秃脑袋上的。这回我可是仔细加细心地现场察看后，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韦廉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地讲述，令人培感兴趣也十分入迷，有趣而精彩的故事还在继续：“也正是从小就受到我父亲的直接影响，在我幼小的心田也就自然而然地萌发了电影的种子。我父亲后来还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新中国的第一个电影制片管理条例，就是我父亲参与起草的，这个很重要。

后来一直到退休，七九年陆续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电影学院专门开设了制片班还请他讲学，所以，我之后也走上电影这条路，首先是得益于我的父亲，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对于专业指导我进步成长的老师们，我一直是心存感激之情。起先是我得益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习，后来我就得益于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个平台，要没有这个平台，使得我把学院里所学到的知识，通过具体的学习实践去不断的拍戏，就是完全依靠八一厂这个大的平台让我大显身手。

回想来到八一厂经过实地锻炼独立执导的的两部片子，就是表现和平年代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我们军队里边基层的小人物，一部是《道是无情胜有情》，影片最后有一个情节是表现团长将一个三等功奖励给主人公袁翰，并对他语重心长地说到‘你别小瞧这个三等功啊！这背后有你的妻子还有你那出生在世上没几个月的女儿的功劳啊！’，这部片子在部队很受欢迎。

另一部是《雷场相思树》，表现的是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期间，地方大学生直接上前当士官参战。

呈现在这部影片里5个大学生的人物原型，我在此之前都做了细致详尽的采访，就是主要是了解他们每个人不同的个性。这其中采访了荣立一等功的体育系毕业的一个大学生，他的几句话让我感到很震撼，当时是‘理解万岁’很流行，但这个人说的很好：‘我们希望得到理解，但是不理解也没有关系，我就是要当这个兵，就打这个仗！’他的话没有大道理，也不来虚的，很简短但很实在，很有个性，可以说是掷地有声。这个自爱、自尊、自立、自信的感觉就全出来了。后来我把这句话，特别是把‘自己就要打这个仗和需要理解与被理解’的意思，给融会贯通了之后，在剧中人身上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要求演员从这整个的领会把应有的气质得表现出来。

通过和这个大学生的接触，我把原来戏里渴望理解的话语和既定细节都拿掉了，把很自信很自尊的意境给凸显展现出来。后来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我就赶上了大片的时代，大片连续拍了3部，这3部搞了13年，一部是三大战役系列的《大决战》，我是主要负责执导《平津战役》，另一部是导演《大转折》上下集，还有就是《大进军》系列，我导演其中的《大战宁沪航》，这些就是解放战争的三个重要阶段，庆幸的是这三个大片我都有参与拍摄。

后来，就拍了这个抗美援朝的《北纬三八线》，还有表现外交的《周恩来万隆之行》以及抗日战争的《太行山上》。

通过执导这些戏，我有一点儿心得体会：

第二是个深化艺术，这跟整个故事都要在一个里面一样，也就是说在一个二维的空间，要表现出有声有色的声画相互结合的三类空间，拿电影宣传曲老师的话来说，他把声音作为四维空间来处理，这样产生出来的艺术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历史题材它具备故事片里面的一切元素，它要提升主题并深化主题。所以抓取历史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要为刻画人物服务，必须要精心营造艺术细节，包括动作细节和语言细节。正是它具备一切一切的这样或那样的元素，所以说，把历史题材的故事片如何拍好，我觉得在一般种类的故事片基础上要加大筹码，更何况是像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故事片。但重大历史题材它又跟一般故事片具有不同的一些元素和属性，在情节分层表现上必须有几处明显的区分和不同点，也就是叫它类型划分吧，说白了，重大历史题材其实就是故事片的一个类型，只是呈现出来的点位不同。

我觉得有时候人家不在意这个类型，实际类型就是规律。不要类型化，但是类型还是要的，你看我们现在比较好看的影片很多，大多是借鉴了一些我们的老电影和美国等国家比较先进的电影表现套路，关键是这套路千万不要程式化。那么作为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它必须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就是它的根本规律和首要条件。

通过拍摄几部大片，我总结了几条心得：一个叫‘文献性’，就是说它不是文献，但它是历史史实和你所要表现的艺术手段所结合起来的一种文献般的真实，要当文献来看待，在这个当中，重大事件是不能虚构的，重大人物也是不能虚构的，重要矛盾更是不能虚构的，这是要把握的重要原则；

韦廉导演对待自己毕生追求电影的执着态度，还有体会执导重大历史题材类型的一席话，都是那样的情真意切，令人受益匪浅。如今年近八旬的他，老当益壮地还活跃在中国电影的前沿阵地，对于执导和拍摄重大历史题材依然是壮心不已。这位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后，早在上世纪的1973年自影片《闪闪的红星》担任场记开启银海生涯起，随后在影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出任助理导演。1983年，独立执导首部影片《道是无情胜有情》；1986年，执导影片《雷场相思树》获得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年优秀影片奖、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并凭借该片入围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1年，与多名导演联合执导影片《大决战第一部：辽沈战役》，同年，执导影片《大决战第二部：淮海战役》；1992年，执导影片《大决战第三部：平津战役》，获得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并凭借该片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6年，由其执导影片《大转折―鏖战鲁西南》和《大转折―挺进大别山》，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他凭借该片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奖、第1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7年，获得“德艺双馨艺术家”奖；1999年，执导影片《大进军：大战宁沪杭》，获得第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3届夏衍文学奖三等奖、第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2003年，执导影片《周恩来万隆之行》，获得第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影片三等奖；2005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奖；同年，凭借担任总导演的影片《太行山上》，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他凭借该片入围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此外，还执导的电视连续剧《赵树理》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2008年，执导电视连续剧《郭海的家事》；2009年，与王伟民联合执导电视连续剧《江阴要塞》；2010年，执导电视连续剧《政协主席》；2011年，执导电视连续剧《我的军号》；2015年，执导电视连续剧《铁血将军》，同年，执导影片《白石山下一家人》；2016年，担任战争电影《我的战争》的制作人；2018年，执导影片《策反》；2021年，执导影片《毛泽东在才溪》。

说起这部韦廉最新执导的影片《毛泽东在才溪》，又跟福建这块闽南胜地无形之中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为此，素有“红色情结”的韦廉针对这部同样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意味深长地说起参与创作的前因后果来：

“前年，我有机会在一个阶段介入了这部戏，先是应邀去了福建省隶属龙岩县名叫才溪镇的这个小地方采风，因为这里在半个多世纪前曾经留下一段红色历史的事件，也就是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著作当中，提到的‘才溪调查’。毛泽东当年是1930年到33年3次下才溪，我们在后来的拍摄中，重点就用的这个第3次，也是他的最后一次，为了剧情的铺设，我们把前两次都揉到了一次当中去了。这个时期毛泽东的革命足迹，我觉得以往在众多有关以他为主的影视剧题材中，一直都没有很好的表现过，为此，我也是为了来填补他老人家革命生涯当中的一项空白。”

通过深入实地的了解，韦廉得知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处在他人生革命事业刚起步不久的低估，也就是自1921年建党9年后所面临的处境最为曲折沉沦的时候，日后多年，连毛主席后来回忆自己这一段至暗时刻时，也以风趣幽默加自嘲的口吻说过：“那时候，我这个臭得很啊！连个鬼都不愿意来见我了啰！”说的就是他从刚组建不久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下来，境遇正处在最低潮最倒霉的时候。

他老人家有句话深刻而精髓：“虽然我被撤掉了军队里边的职务，但是我没有离开老百姓，因为我还是中华苏维埃主席，我还要继续履行做一名普通党员的职责。”此时的毛泽东时年才40岁，正是处在精力旺盛的人生黄金时代。

试想一个这样满怀宏大志向的年轻人在这种极其不利于自己事业发展的环境里，在这样处处受到党内人为阻力而受压的最低谷之时，他犹如波涛起伏的内心是怎么样想的？又是怎样脚踏实地去做的？韦廉对如何拍好这部戏的感触也很多很多：“为了想拍好这部戏，我尽可能想接触到福建的方方面面，结果就有了四下才溪，比当年毛主席到才溪调查还多了一次啊！对啦！连最后一次首映都是五次了，这五下才溪都路过厦门，您想来来回回多少次啊！厦门确实是漂亮啊！每次路过这里，真的都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走到了通往才溪这条路上，我还在想，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尽快高铁能修到才溪，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相信这一天会早一天到来。再说说我眼中的福建确实是很美很美，这里的风土人情也好，我们去那里的时候，正赶上雨季，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员很保护我们，从途径厦门开始一路上关心照料，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这部戏因为总额1500万投资很少，虽然各方面的经费都得节省，但要我不能降低自己一贯的导演水平，一定要拍出一部高质量的影片来。这样一来，只有几个办法，一个是剧本要搞扎实，第二把准备工作做扎实，第三那就拼命了，除了效率就拼命了，我每天工作有16个小时以上，每天都得拍摄，按照事先制定的拍摄周期，确保25天完成。我过去拍的片子相对来说投资比较大，对于这部戏我们不把场面拉得很大，当年战争战场的场景我会采用另一种角度去作为背景来延伸。

拍这部戏的时候，当年部队正在军改，一时忙不过来，我带着摄影师，就我们两个人是八一厂的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剧组，对于这部不能算是我封箱的新戏，我充满信心要拍好的另外一个主要动力，就是看到电影局颁发的十四五电影发展规划，我很是兴奋，我今年已经77岁啦，通过电影局的这个宏伟的规划，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会以高质量高水平高收益在世界上一跃成为电影强国，相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前面说到拍这部戏的时候，正赶上雨季，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泥泞的山路中穿行，你从电影里的画面中就能够看到，个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也不再多说了，正是因为我们剧组很努力，精诚团结，演员也很用功，所以，拍摄的进展速度也很顺利。回想到我独立拍的第一部片子《道是无情胜有情》，就是在厦门同安拍的，同安这个地方就是在厦门的背后，当时在那里拍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说句笑话，我们在军营里上厕所，要带扇子，因为蚊子特别的多，稍不留神，暴露在外边的皮肤瞬间就被花蚊子叮咬个都是扁扁的红包，奇痒无比。我们住的房间没有安装空调，也没有配备风扇，每个人只能带着扇子，最苦了摄影师，他因为要掌握镜头的推拉摇移，扇子自然不能随时拿在手里，天气又热，为了怕蚊子叮咬，只得穿上长衣长裤，可想而知这该是多受罪，衣服之外的脖子和双手还有整个脸加头，都成了蚊子无孔不入的叮咬目标，穿的衣服过多，结果浑身上下出的汗，拧出来的汗水都可以装上半个水桶，所以，不带扇子的滋味除了遭大罪的摄影师之外，我们剧组的每个人员都多多少少的深受其害。整部戏的大部分场景镜头都是在同安的军营里边拍的，拍摄当中还遇到了台风，对比当时和现在的生活状况，两者差距自然是天壤之别，现在厦门的建设成就，通过耳闻目睹，有着感同身受的切身体会，话又说回来，我前年拍这部戏《毛泽东在才溪》，在福建恒安等地实地拍摄，从北京到这里必须路过厦门，厦门再转车再到才溪，但是由于重任在身，我每次途径厦门都没有留下住过一天，我是很想在厦门好好看一看啊！静下心来好好感受并重温一下在厦门的恬淡，那当然是现在的才溪要比当年的同安各方面条件都好出许多，这就验证了社会的发展。尽管雨季整天雨水连绵不断，不但直接影响了实地的置景，而且在这里毕竟比城市条件要差，但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也没有耽误了拍摄周期，还是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拍片任务。

《毛泽东在才溪》八大看点

在《道是无情胜有情》之后，后来我又在厦门那里拍了一部电视剧，叫《郭海的家事》，主题是反映了一个军人家庭在改革开放当中的人物命运，清楚地记得在厦门拍了一个多月，在鼓浪屿取了很多美丽的景色。总之，厦门给我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当年在同安，抑或是中途在鼓浪屿，还是时隔多年又到才溪，有着异常鲜明的明显对比。所以说，我和福建很有缘分，跟厦门更有缘分。”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针对自己将毕生奉献给中国军旅电影且取得非凡成就的韦廉导演来说，他所诠释的个人观点虽说言简意赅，但非常值得人们更好的深思：“逆向思维不等于悲观主义，想要干一件事成功，先考虑怎么不成功的因素斗有哪些。也就是说，凡事都要事先考虑得失成败，首先把失败的因素作为前提条件放在首位，然后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消除不利。我想逆向思维方式是最高级的思维模式，但出发点一定得是积极向上的；而悲观主义则不同，其本质就是无奈与无助，实则自己缺少生活的积极态度，自认为看透了事物的本质，其实恰恰相反，不仅对自己失望，对生活缺少勇气，对他人更会产生负面影响，悲观的情绪更会传染，影响他人也没有信心，厌世甚至导致自己抑郁成疾，悲观主义者其表现就是极爱妒嫉。黑格尔对悲观者有一段总精彩的评论：‘有嫉妒心的人，自己不能完成伟大事业，便尽量去低估他人的伟大，贬抑他人的伟大性使之与他本人相齐。’人活着本身就为完成各自使命，成功不过多渴望掌声，失败了也不奢求得到更多帮助，生活本来就是艰辛的，更不是活在他人的眼中，远离悲观情绪的人，必须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向各种压力挑战，才能无愧我们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韦导的一席话深入浅出，很有哲理，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从中也就不难寻找到他成绩斐然取得佳绩的终极答案。

一次不曾经意的随处遇见，演化成一场因果结缘的真情交往，十几年间的从未中断犹如烟花般夺目璀璨。如今，当繁华谢幕，天涯尽处，寂静安然。是谁将昨日的欢喜演变成今日的别离？是谁把多年的眷恋就那么轻易而举的付之云烟？又有谁将殷殷切切的思念婉约成凄美忧伤的字里行间，用斑斑诗篇来化作永恒永久永远的无尽思念？那或许正是我且把遥遥无望的期盼落寞成一缕孤烟，赋予经久往昔与明日的逝水流年.....

刘澍，男，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生于陕西西安长安区，中共党员，身居京城央直机关电影专业机构副研究员，副高职称，北京市特殊文艺人才引进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曾经策划中国电影百年系列纪念活动、多次参与策划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主题项目；自2001年起出任中国文联、中国影协《大众电影》杂志专题撰稿人；担任上海电影博物馆展厅首轮文案总撰稿、中影电影艺术体验馆审定专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田方和于蓝艺术生涯展览室策划撰稿；多次为央视电影频道、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深圳电视台及众多地方电视台策划电影类专题节目；独立出版编著中国影人艺术家胡蝶、阮玲玉、周璇、金焰、赵丹、于蓝、秦怡、田华、王丹凤、上官云珠、夏梦、朱虹、冯喆、杨丽坤等人物传记、《永恒的星辰：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画传”》、《东方红：从舞台到银幕》、《铂来盛宴：百年电影中的译制经典》等历史事件纪实文学及经典电影连环画册百余本。现正在进行上世纪八十年代自改革开放以来活跃在中国影坛的刘晓庆、张瑜、陈冲、潘虹、斯琴高娃、龚雪、唐国强、朱时茂、郭凯敏、周里京、王馥荔、吴海燕、张金玲、赵娜、赵静等500余著名或知名演员的访谈并撰写刊发“中国电影名人堂”系列专稿，拟计划编撰出版多达千万字系列书稿《共和国电影秘史：告诉你银幕背后不知道的故事》、《夭折的光影：告诉你不能看到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