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艺召开的欢迎会上，有人向院长周扬讲述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周扬从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主题，但是一时还说不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白毛女》剧本执笔者贺敬之于1924年11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峄县贺窑村（现属枣庄市台儿庄区）一个农民家庭。贺敬之自幼聪明好学，虽家境贫寒，但在亲友的帮助下，先后在本村小学校、涧头集天主教堂小学和北洛村私立小学学习。这期间，他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和称赞。1937年秋，13岁的贺敬之考入山东滋阳第四乡村师范学校。1937年底，日军渡过黄河，占领济南，学校只好停课，贺敬之回家等待。3月，台儿庄战役爆发。贺敬之先后流亡到湖北、四川求学。其间，他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阅读了大量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作品，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挺进读书会”，与同学办《五丁》壁报。他迷上了艾青、田间的诗，听到了大诗人臧克家来校作的演讲，而他的语文教师又是作家李广田。他立志成为诗人、作家，发奋读书、写诗作文，先后在《华西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朔风》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1940年春，贺敬之怀着对革命的追求，与另外3位同学毅然离开梓潼学校，奔赴延安。在延安，他先入徐特立领导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读高中，后又经何其芳亲自面试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贺敬之当时只有16岁，是该系第三期学生中最小的一个，所以被何其芳称为“一个小同学”。1941年6月23日，贺敬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1月，贺敬之受命执笔创作《白毛女》剧本，刚过20岁的他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关于其原型，贺敬之在1946年撰写的《〈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中说，源于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民间新传奇“白毛仙姑”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北省阜平县某村一老农民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聪明美丽，活泼可爱，父女俩相依为命。村里一个恶霸地主看上了这个姑娘的美色，想占为己有，于是他设计逼死老农，抢走其女儿。姑娘在地主家被奸污并怀有身孕，然而地主喜新厌旧，又打算续娶新人。在筹办婚事时，阴谋害死这位姑娘。地主家里善良的佣人获知此信息后，于深夜中把她放走。姑娘逃出地主家后，藏身于大山中的一个山洞里，白天怕被人发现不敢出来，都是夜间出来觅食，不久又生下了孩子。由于长期生活在山洞里见不到阳光，又缺少盐，全身发白。她在一天夜里去山上的奶奶庙偷吃供品时，被村民发现，被信奉为“白毛仙姑”，常献上供品。后来八路军解放该村后，工作组进村开展工作，得知这一传说。工作组的干部和村民兵队长携带武器，在一天夜里隐蔽在奶奶庙神坛一侧的暗处，等“白毛仙姑”前来拿供品时，解救了她，将她带回村里。“白毛仙姑”来到灿烂的阳光下，又重新真正作为一个“人”而开始过着从未有过的生活。1942年春，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来到晋察冀宣传演出，搜集到了这个新传奇。1944年4月，西战团奉调回到延安。在鲁艺召开的欢迎会上，有人向院长周扬讲述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周扬从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主题，但是一时还说不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于是，他萌发了一个想法，决定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一部大型的新歌剧，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戏音系主任张庚。张庚按照周扬的要求，组成了创作班子，对剧本的主题和情节进行了讨论研究，商定由西战团成员邵子南执笔，因为他熟悉晋察冀边区的生活和“白毛仙姑”的故事。根据歌唱家王昆的回忆，她看过邵子南写的“白毛女”题材的一个长诗，是用秦腔配曲的。在第一场戏试排时，请周扬来审看，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这样写、这样排怎么能把该剧的思想内容表现得好呢？从形式上看，音乐和表演都很陈旧，我们不要“洋八股”，也不能不加改造地照搬“土八股”“封建八股”，意思是不能搞成旧的戏曲形式，要写成一部民族的新歌剧。
根据周扬的批评意见，张庚召集创作组讨论，认为原剧本不适合舞台演出，要另起炉灶。邵子南也因此退出创作组。张庚决定由贺敬之执笔重写。贺敬之、马可在1950年《白毛女》再版前言中写道：“邵子南同志，他是这一剧本创作工作的先行者，他曾写出最初的草稿，虽然，以后这个剧本由别人重写，但他的草稿给予后来的人以极大的启示和帮助。”
关于“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剧本主题的提炼，贺敬之认为“这故事表现了积极的现实意义及人民自己的战斗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他说“认识与表现这一主题是经过了一个不算太短的过程的。才开始，曾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另外有人说倒可以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而后来，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同时也不仅把它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而是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而这恰恰正是创作之初周扬感觉到但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那个想法。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到贺敬之的出生地贺窑村实地考察，村南不远处有一座山叫寨山，山顶确有奶奶庙遗址，遗址一侧有一干涸的山泉和一个山洞，洞口不大，里面倒还开阔，有残留的香烛和供品，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白毛仙姑洞”。一村民说以前确有一个地主姓黄，现还存有黄家大院的一间配房，该地主是从台儿庄马兰屯迁来的。村民所言让我想起了贺敬之的姐姐就是嫁到马兰屯的黄家，黄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其中就有“仁”字辈。
贺敬之在创作中被喜儿的悲惨遭遇所打动，他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创作的。家乡的寒夜、财主的逼债、父亲的去世、弟弟的夭折、母亲的辛劳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夏嫂子》《小兰姑娘》《五婶子的末路》等作品中的人物又进入他的脑海，他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夜以继日创作剧本。由于长时间挑灯夜战，贺敬之的身体累垮了，他提出最后一场戏由丁毅来完成。
周扬看过后，热情地肯定了贺敬之、丁毅执笔创作的《白毛女》剧本。
有一次，贺敬之去食堂打饭时,炊事员一直跟着他说黄世仁不枪毙不行。
张庚在《关于〈白毛女〉歌剧的创作》中说：“当我们在延安从事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执笔者虽然是贺敬之同志，但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集体创作，参加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有曾在发生这传说的一带地方做过群众工作的同志，有自己经历过长时期佃农生活的同志，有诗歌、音乐、戏剧的专家，不仅他们，差不多很多的观众，上至党的领导同志，下至老百姓中的放羊娃娃，都提出了他们的意见，而根据这些意见，我们不断地修改，至今天演出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和原来的初稿以及初次排练时的剧本很不相同了。”贺敬之也在总结《白毛女》的创作过程时，特别强调了《白毛女》是集体创作，“这不仅是就一般的意义——舞台的艺术本就是由剧作、导演、演员、装置、音乐等各方面构成的——上来说的，《白毛女》是比这更有新的意义更广泛的群众性的集体创作。”《白毛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业集体创作的新形式。周扬将创作演出《白毛女》的任务交给张庚后，张庚立即成立一个专业创作组，首先对剧本的主题和故事情节进行讨论后确立。为加快创作进度，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开展工作，即编剧贺敬之写完一场立即交给作曲者谱曲，由张庚、王滨审定后，交丁毅刻写蜡纸印出，再由导演和演员试排。每幕排完后总排，请鲁艺师生、干部群众和桥儿沟的老乡观看并评论，边写作边排演边修改，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集体创作的新方式。
中央领导指导集体创作。就在《白毛女》延安首演的第二天，剧组党支部书记田方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田方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少奇同志说，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判黄世仁死刑，就是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剧组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做了修改，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就被当场枪毙了，观众认为大快人心。
“哪一个兵种，哪一个野战军，哪一个兵团的新文艺团体，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专业文工团没有演出过《白毛女》？”
延安首演后，在解放区掀起《白毛女》风暴。延安唱红了，陕北唱红了，解放区唱红了，全中国唱红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演出《白毛女》就是召开诉苦大会，解放区的农民看了后都积极参加斗地主反恶霸的斗争，踊跃送子、送郎参军去前线。丁玲写道“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励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演出《白毛女》就是举行战前动员会，部队的干部战士纷纷要求为杨白劳、喜儿报仇，激励他们杀敌立功，有的战士甚至在剧场举起枪要打死“黄世仁”“穆仁智”，以致有的部队规定看《白毛女》时不许带子弹。作家贾漫写道：“从1945年《白毛女》诞生起，到解放后的全国和平环境的土地改革运动。哪一个兵种，哪一个野战军，哪一个兵团的新文艺团体，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专业文工团没有演出过《白毛女》？平津战役的战前和战后，辽沈战役的战前和战后，淮海战役的战前和战后，哪一个城市没有演过《白毛女》？哪一个部队没有看过《白毛女》？”
1948年5月至6月，香港建国剧艺社、中原剧艺社、新音乐社在香港联合公演《白毛女》，盛况空前，反响强烈。香港1949年5月出版的《华南艺术青年工作概况》说：“这是港九文化界三年来的纪念碑式的大事，它的演出将港九上下层社会整个地轰动起来了。……除了港九的观众如潮样地涌入剧场以外，还有许多远地的观众，从广州、从潮汕一带，搭飞机来看。”《白毛女》的公演，激发了香港民众对新中国的热情期盼,也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革命、认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1951年至1952年，歌剧《白毛女》赴东欧七国及奥地利演出，巡回152个城市，演出437场，观众达242万人次。王昆曾回忆说：“在反抗压迫和剥削、同情和支持弱势人群这些大的方面，《白毛女》是能够被国外人民认同并引起共鸣的。”在德国柏林和德累斯顿演出谢幕时，观众踊跃向喜儿的扮演者王昆献花，她都抱不动。偶尔有人给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一束花时，台下的老太太高喊：“不许给他！不许给他！”1951年7月，《白毛女》获得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第一个特别荣誉奖。苏联和东欧还翻译出版了《白毛女》剧本，将它搬上话剧舞台。
历经近80年的风风雨雨，《白毛女》一直屹立于民族艺术之林。它曾被改编为电影、戏曲、芭蕾舞，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它的故事和音乐旋律曾经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一部戏能那样深入、那样普及、那样脍炙人口，这在世界戏剧史上都是罕见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曾鼓舞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它仍然激励人民不忘初心，开拓奋进。何火任在《贺敬之评卷》中写道：“《白毛女》是中国现代歌剧史上一座巍峨的光辉灿烂的里程碑。所有为《白毛女》的诞生奉献过心血和智慧的人们的功绩，都镌刻在这块碑上。而作为文学剧本主要执笔者的贺敬之的功绩，也必然镌刻在这块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