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如果要评选一项最受欢迎的公共娱乐活动，估计就是看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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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可能无法想象，当年能在露天底下看上一场电影，对男女老少来说，和欢庆一场盛大的节日几乎是一样的。
当年乡里只有一个由两人组成的放映队，担负着全乡12个大队的巡回放映任务，人们一年能看上两三回电影就很不错了。因为当时大队与大队之间只有羊肠小道可通行，放映队要请人用大毛竹抬着柴油发电机，用大箩筐抬着16 毫米镜头的放映机，到各大队巡回放映，十分费力费时。除去路上耗费时间，雨天，维修器械时间，等候片源时间，休息时间，一年真正能放映的时间也真没有多少天。
最初放映的场地，是在中学的大礼堂，可能是因为场地不够大，后来就改为了我们学校的大操场里。当时我们就住在学校里，所以见证了不少放映日的热闹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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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知晚上有电影看的消息，小孩子们就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并且会到处打听，晚上的电影是不是打仗片，打得“要紧吗（厉害吗）？”而到了下午放学后，街上的男女老少就会拿着小凳子来占位置了。有拉着孙儿孙女的老太太，有拄着拐杖的老爷爷，有高兴得活蹦乱跳的小学生，如同准备参加一项重大的节庆活动一般。
当时得人们很守规矩，先来先定，后来后定，不会乱摆乱占。我们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早早就占据了放映机前面的位置，也不知是听谁说的，那里是最佳的位置。我喜欢那个位置是因为那里灯光最明亮，放映前可以趁机看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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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还没有开始清场，我们家就成了“客人”最多的地方。住在街上的几个小伙伴十分熟练地溜进我们的房间，大家一起关上门“聊天”，其实是为了躲避外面的清场，等工作人员打开校门开始放观众售票入场时，他们才开心地跑出去找自己早早定好的座位。
当时的一张电影票需要五分钱，对小孩来说也属于“高消费”了，能够不花钱看一场电影，对他们来说，除了看电影的享受外，还有一种“逃票”成功的快乐。
放映前，是操场最热闹的时候，大人们高谈阔论，小孩子们奔走嬉闹，正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和过年过节的气氛完全一样。
当放映机开始对光时，更有调皮的年青人双掌合在一起，然后手指一张一合，借着光束，把影子照射在白色的银幕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狗”，或在“打架”，或在“追逐”，还发出“汪汪”的叫声，引来一阵人们的惊叹声和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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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光芒四射的“八一” 厂徽出现在银幕上，熟悉的音乐声一响起，人们马上就会停止喧闹，全都安静下来，很快，就会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而融入其中。
当时我们小孩子十分纯真，很容易被电影里的情节所感染，当战斗十分激烈时，我们会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喘；当八路军或解放军受伤或牺牲时，我们会难过得掉下眼泪；当敌人被打得狼狈逃窜的时候，我们会齐声欢呼；当战斗胜利时，我们会高兴的开怀大笑。
在那个年代，我们能从课本学到的知识不多，也没有太多的课外书供我们阅读，父母也没有什么时间给我们讲故事，所以相当多的党史、国史、军史的知识都是从电影中学习，了解到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人民军队的英勇，祖国大好山河的来之不易，这些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对我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在学校操场这个露天影院里，我们观看了不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电影，如《上甘岭》、《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平原游击战》、《洪湖赤卫队》等，甚至里面的不少台词，现在都还可以脱口而出。当我们在为某件事做不好找借口时，就会说：“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当我们做某件事需要帮忙的时候，就会大喊：“张军长，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而对方肯定会回答说：“请坚持最后五分钟，请坚持最后五分钟！”
“文革”开始后，我们回到了老家，能看到电影的机会本来就少了，加上后来不少的电影都被列为“大青草”而批判和禁映，能看的，就是反反复复那几部老影片，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新片，从此，“电影荒”的日子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