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剧就该全家人一起看「这部剧就该全家人一起看」

近来好几部年代剧开播，经过客厅，很热闹，客厅电视上《大江大河》跟《外滩钟声》来回切，跟着爸妈一起看，倒还找回了一家人团坐看电视的感觉。

两部电视剧都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剧，但着力点有所不同，跟《大江大河》里时代弄潮儿的故事比起来，《外滩钟声》更像是家庭年代剧，重心是放在生活的柴米油盐上。

讲的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到改革开放后十年的那段岁月里，上海海关钟楼俯视下的“梧桐里”弄堂，街坊邻居在特殊年代下相互扶持的生活。看着很细碎，也很暖。

杜家一家六口人，陈瑾演妈妈，俞灏明演大哥杜心生，吴谨言演三女儿杜心美。家里最难的时候，在钟楼当工人的爸爸发生意外去世了；二女儿心芳，下乡当知青，生下孩子后也死了；最小的弟弟心根又淘气，到处惹事。

心生作为家中的长子，在父亲发生意外去世后继承父业，也成了海关大钟的守钟人。

事业继承父亲，家庭的担子也要扛下来，不止照顾弟弟妹妹，心芳死后，心芳的女儿也是他带着。他什么事情都会顺着妈的意思，唯独恋爱上边，坚持选择拉大提琴的同学俞佩佩，不过到最后，也妥协了，娶了妈妈中意的姑娘。

二姐心芳是个踏实勤快的姑娘，可惜命苦。下乡当知青，跟弄堂里一起去北大荒的毛阿大有了孩子，孩子要生了，毛阿大却因为在山上护林，死在了山上。剧里很用心，从心芳的样子变化就能看出来。心芳在上海是个肤质白皙的南方姑娘，

到了北大荒干农活，没两天皮肤就晒得又黑又干。

好在三妹心美懂事，从小就是人精。有次弟弟去乱涂大字报，被小组长拎到家里要说法，家里人还戴着悼念杜爸爸去世的黑袖章呢，心美端起和妈妈刚包的馄饨就道歉。话也好听，说是给别人家儿子吃，戳到了小组长的软肋，气马上就消了。

稍长大一点，便由吴谨言来饰演。戴着姐姐下乡前给她的顶针，成了弄堂里有名的裁缝，为家中帮补了不少。

去讨邻居欠下的裁缝钱，很机灵。邻居阿姨手头紧，给不出钱，心美上去为阿姨紧了紧袖套，理了理衣领，就说拿票抵也行，肉票、糖票什么的都可以。讨到了债，邻里关系也没破坏。

弟弟心根从小到大调皮，给他找的什么工作他都干不上两天，但他心思最活络，抓着了下海做小买卖的机会，赚到了钱。

不过这也跟“老一辈”的哥哥价值观产生了分歧。哥哥杜心生一直是传统的思想，就是要一行干一辈子，他心里最期望看到的模样，就是弟弟在公交车上卖票，挥着小旗子。这最踏实、最稳定。

弟弟忌惮这个哥哥，但又有诸多不理解，两兄弟间自然免不了冲突。后来弟弟长大，无意间听到哥哥的苦衷，心生要肩负整个家，当家里的顶梁柱，不知道自己牺牲了多少。

不过生活嘛，总也是磕磕碰碰、沟沟坎坎，一步低一步高，幸好家中有亲情，“梧桐里”弄堂，也有邻里情。

弄堂里有好几家人，那时候都是公用一个厨房的，女人们常在公共厨房里做饭时闲聊些家长里短，互相劝慰，排解生活的不易。

弄堂里不管外表多强势、多靓丽的邻居，总是有自家那本难念的经。

获得公认弄堂里最凶的女人是小组长，很要强，最爱义正言辞的批评别人。但其实没办法，她必须要是女强人，才能撑起自己的家。

小组长家的二儿子阿盛，背着绣红星的帆布包，天天要找杜心生同学俞佩佩的麻烦，就因为她有一把大提琴。

跟弟弟阿盛比起来，阿昌要成熟得多，很明事理。但百姓家里都疼爱小儿子，女强人小组长也更爱阿盛。小儿子阿盛去钟楼闹，失手将杜爸爸推下楼，妈妈一个劲想包庇，哥哥一直劝他自首。

最终弟弟自首，去了北大荒。于是小组长恨大儿子，拍翻桌上的糖水，咬碎了一口牙，只能怪大儿子“你让这个家庭破碎”。很没道理，但也很可怜。

还有弄堂里的“弄花”曼莉家里。曼莉的爸爸早前被打成了特务身份，要坐牢，不想连累家里，便跟曼莉的妈离了婚。这样的情况在那个年代似乎很常见，像《归来》里的那样。母女之间因此有了嫌隙，父亲归来，但日子也没法回到从前。

曼莉妈在理发店的镜子里，看到归来的丈夫，镜头一转，她背后镜子里又是女儿。三个人像在三个空间，但又没法被割裂，始终同框。

日子曾经苦过，但终究，日子也一定会慢慢变好的。

家家的喜怒哀乐、吵吵闹闹让整个梧桐里有了烟火味。不需要那些矛盾尖锐的离奇撕逼，这些平淡真实的家庭群像，就最容易让我们产生代入感。每家人的故事再交织在一起，于是成了时代的故事。

里边许多老演员，也增添许多年代的味道。刚拿了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的陈瑾，演的杜家妈妈，面对生活的重重坎坷，总是隐忍，用最温和的态度解决问题。

杜爸爸刚死这段，陈瑾捧着遗照，表情一步步沉重，便用手指摸遗像中丈夫的脸，说，真是一个自私的男人。最后滑出眼泪，真令人动容。

上海演员张芝华来演曼莉妈，所有情感都拿捏的自然，很多细节看了都不免心中一颤。老公归来，却跟变了个人似的，已经不在意这个家了，说要出去各地走走。曼莉妈为了女儿有个完整的家，甚是卑微，曼莉爸刚拿起水杯，她便觉得对方犹豫了，立马摆手说，我不逼你。

还有演老虎灶爷爷的牛犇，很和蔼，自从孙子死了，一开口都像是有人生哲理似的，邻居都说他是把生活看透了。

除了年代的故事和人物，《外滩钟声》也确实很有上海味，不经意间出现的物件，无时不刻都在提醒观众，这是个地道的上海弄堂故事。

不管是做菜的公共厨房，还是偶然蹦出的一句“小赤佬”，老式弄堂里的老虎灶。

还有体现着上海制造业曾经辉煌的上海牌手表，英雄金笔，以及彰显老上海品味的大提琴，老式唱机。

《外滩钟声》就是扎根在这些细腻的现实之处，展现着那些最真实的，泛黄的年代记忆，能让一家老小都坐在客厅，看得津津有味。

当然，也还少不了那口机械大钟。“钟声”这个意向其实挺有意思。

一方面，外滩的钟声是那个年代的印记。叶文心女士在《上海繁华》里就写过：“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定调的，不是滨江公园的爵士音乐会、江面雾霭中的汽笛与街市中喧闹，而是海关大楼传来的钟声。”

另一方面，择一事“钟”一生，越艰难、越坚韧，不也正好是那个年代人们的价值观。

杜心生的一生，都在钟楼的方寸之间腾挪，也像始终守望着海关大钟一样，守护着家人。

剧里时常有俞灏明在钟楼顶眺望的镜头，他作为钟楼修理工，几十年如一日上发条，校对，其实很枯燥也很无聊。他也被俞佩佩的同学瞧不起，说他就是个敲钟人。

但也正因为有杜心生这样甘于平凡的匠人，才有了海关大钟百年如一日分秒不差地响起，才有了杜家弟弟妹妹在改革开放浪潮里的展翅高翔。就像杜心根在历尽风雨后说的：“只要大哥不变，家就不会变。”

外滩钟楼的钟声从《威斯敏斯特》变成了《东方红》，又变回过《威斯敏斯特》，但说到底，钟声最后飘进的，也还是剧里这些平常百姓的家里。真觉得，“物是人非”倒也不一定非要是个伤感的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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