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的事件「20世纪的N个瞬间171平津战役」

华北傅作义的 60 多万军队正在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毛泽东给蒋介石吃了定心丸，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犹豫不决，没有把华北傅作义大军从塘沽撤到上海。林彪的数十万大军出敌不意，入关占领塘沽和新保安，切断了盘踞在北平、天津一线的傅作义部的东西逃路，完成了对华北傅作义部队的战略包围。傅作义再想从东西两头撤逃，已经来不及了。

毛泽东对被围困中的杜聿明集团实行政治劝降。12 月 17 日，毛泽东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将军、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 15 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士兵和很多干部，大家都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 40 天，你们方面已经失败了黄伯韬 10 个师，黄维 11 个师，孙元良 4 个师，冯治安 4 个师，孙良诚 2 个师，刘汝明 1 个师，宿县 1 个师，灵壁 1 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 34 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 3 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 1 个师起义，孙良诚率 1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 27 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列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这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通过解放军前沿阵地向被围的杜聿明所部官兵广播，同时在各个阵地前沿普遍开展火线劝降工作。蒋军下层军官和士兵，开始成班成排，后来发展到整连、整营地向解放军投诚，先后投诚者达 1．4 万人。

12 月 22 日，毛泽东指示淮海前线司令部，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应休息到 1949 年 1 月 5 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

空投，杯水车薪

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时只带 7 天的粮弹。从 1948 年 12 月 10 日至 1949年 1 月 7 日，整整 1 个月，全靠空投补给。30 余万人的生命全系在那飘飘忽忽的降落伞上，于是，每当降落伞布满天空的时候，便处处发生武装争夺食品的悲剧，一块大饼从空而降，一群饥饿士兵扑了上去，先抓到大饼的士兵边啃边逃，背后枪响了，那开枪的士兵冲上去，从倒在血泊中的同类怀里抓起大饼，又是边逃边啃。后面的枪又响了，7 个士兵就这样为一块大饼死于非命。最后那个抓起大饼后，刺溜一下钻进了地洞。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民党战犯名单，共 43 人。中共发言人指出，这 43 名战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战犯名单是：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

蒋介石将百万份刊有战犯名单的南京《救国日报》和《黄伯韬烈士纪念册》空投到陈官庄地区，警告杜聿明等人：“中共把你们列为战犯，非死战到底不行！”同时“激励”他们以黄伯韬为榜样，效命沙场。无奈官兵们需要的是粮食，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后大骂蒋介石：“老子要吃饭，投这些废物有鸟用！真他妈的混帐！”蒋介石又给杜聿明一电：“闻吾弟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杜聿明回电说：“生虽残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杜聿明集团被围困了 20 多天，已有数万国民党官兵忍受不了饥寒，爬出来向解放军投诚，连副师长都出来了。华野如果继续围而不歼，可将杜聿明集团彻底围垮围灭。但粟裕考虑到淮海战役后，无疑要渡江作战，于是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整部队部署，决定：东集团：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率华野第 3、4、10 纵队、渤海纵队、冀鲁豫军区独立第 1、3 旅，向敌阵东部攻击。

北集团：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率华野第 1、9、12 纵队由北向西南攻击。

南集团：韦国清、吉洛指挥，率华野第 2、8、11 纵队由南向东北攻击。

另以华野第 6、7、13 纵队、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及第 35 军为外围拦截部队，截歼可能突围之敌。

1949 年 1 月 6 日 15 时 30 分，粟裕下令攻击，陈官庄立即淹没在解放军强大的炮火之中。

邱清泉带着特务营向北狂奔，指望赴混乱抢先突出去。当他跑到陈官庄西北张庙堂西南 400 米处时，突然碰上解放军一阵机枪扫来，身中 6 弹，一命呜呼。李弥夹在乱军之中，化装逃出包围圈，后来逃到青岛。杜聿明化装后带副官、卫士 13 人逃跑，被俘。

淮海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 6 日发起攻歼黄伯韬兵团，至 12 月 6 日发起总攻黄维兵团，到 1949 年 1 月 6 日发起围攻杜聿明集团，最后在 1 月 10日战斗结束，历时 65 天，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 25 个军、56 个师，共 55．5万人。缴获坦克 215 辆，火炮 4000 多门，飞机 6 架，汽车 1700 余辆，以及大批枪枝弹药。

中共中央于 1 月 17 日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及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发来了祝贺大捷的电报。

张云逸，老资格革命家

淮海战役正酣时，毛泽东于 1948 年 12 月 11 日起草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他指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否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

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平津战役由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共同完成，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3 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任书记。

1948 年 11 月 10 日，傅作义回到北平，立即向心腹幕僚们讲了他拒绝蒋要他南撤的情况，他决心在林彪主力入关之前，抓紧时间，利用美援装备再扩编 10— 12 个师。傅作义说：“只要手中有兵，一切都好办。共产党搞土地改革大得人心，我们也搞‘耕者有其田’，争取人心。誓死坚持华北，实在不行，再到绥远去打游击。”傅作义定下“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把他指挥的 60 万军队部署在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柴沟堡，约 1200 余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一字长蛇阵，分 3 个防区。

第一防区，为西翼张家口防区，由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负责，下辖104、105 两个军又 1 个师和 2 个骑兵旅。

第二防区，为北平防区，包括傅作义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李文的第四兵团、石觉的第九兵团。共 5 个军 14 个步兵师和 1 个骑兵师，25 万人马。傅作义的总部驻北平中南海。

第三防区，为左翼津塘防区，包括蒋系候镜如的第十七兵团，共 5 个军，16 个师。侯镜如兼津沽防区司令，驻守塘沽，津沽防守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驻守天津。

傅作义煞费苦心地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路，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解放军主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傅系部队在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向绥远方向逃之夭夭。

傅作义

毛泽东洞察了傅作义的两手政策和踌躇难决的心理。敌人或逃或缩对我皆不利，遂指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我们的方针是：不能让敌人逃走，更不能让敌人缩回，要迅速地完成对敌人的战役分割和战略包围，以求全歼。在辽沈战役未结束之际，你们就应组织成先遣团，战役一结束，火速向北平开进。

毛泽东一份又一份电报发给林、罗、刘：

部队要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突然隔断北平与天津、天津与塘沽、塘沽与唐山各地之敌，不让缩回，也不使逃掉。部队行动必须十分隐蔽。东北局要让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个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我军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林、罗、刘你们几位，可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阳的新闻，这则新闻并经新华社播发。

东北野战军主力 10 个纵队，80 万人马，10 万匹战马，夜行晓宿，分 3 路神速入关，进入蓟县、宝坻、兴隆地区。傅作义的飞机天天在长城内外侦察，有时飞得很低，机翼都快擦着长城了，可是它始终没有发现解放军的行踪。部队白天睡觉，夜间行动。热河至长城之间的丛山密林是难得的天然屏障，队伍兵分多路，隐没其间。

东北野战军的后尾 3 个纵队没有绕道热河，却沿北宁路直插进山海关，大摇大摆地入关。这路东北野战军的行动暴露在敌人眼皮之下，遭到傅作义成群结队的飞机的轰炸。林彪选择这个路线，事前没有请示，事后向军委电告说：

由于山海关以北地区及平泉至遵化这条路上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同时我们大量军队已经长途行军南下，每日每夜均有敌机侦察轰炸，已无秘密可言。昨已令我最后 3 个纵队经山海关入关。

林彪坐在一辆吉普车上，夹杂在行军部队中间，驶进挂着“天下第一关”匾额的长城门洞。东北野战军像洪流一样涌进山海关。林彪走着他预定的路线。军委命令他的部队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灭塘沽、芦台之敌，他却独辟蹊径，下令要他的两个纵队赶往南口，歼灭敌 16 军。毛泽东又给林彪发去一份电报：

你们打南口的 16 军，在全盘中是行不通的。在平津之敌尚未隔断的情况下，你们打 16 军，并把其消灭了，那就逼使北平之敌早日逃到天津、塘沽。这对我们就地消灭平津之敌是不利的。天津之敌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绝平津，包围唐山，歼灭芦、塘之敌。

林彪有几分恼火：“我在战斗的前沿，还不明白哪里该打，哪里不该打？16 军这种敌人战斗力小，一敲就掉。”他给军委拍去的电报，称：“我已令 3纵队、5 纵队全力向南口前进，抓住南口之敌，并防止北平之敌北援。”林彪先斩后奏。毛泽东认真考虑林彪为什么非要把这个棋子放在南口。两个纵队打南口，有没有可取之处？5 纵队从东北方向直逼南口，倒是可以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可是 3 纵队呢？它到南口，就只能在平津间留下空白，逼使敌人逃往天津了。于是，他采纳了林彪的合理建议，修改了自己的方案，立即给林彪回电：“3 纵不应去南口，理由另详告。”林彪服从了，他让 5 纵队继续前进，令 3 纵队改变行军方向。

毛泽东紧跟着又给林彪发去一份长长的电报，详细地对平津战役的重心和兵力部署及歼敌先后顺序做了具体明确的指示。

刘亚楼，如果不去苏联留学，说不定战功更大，能到大将，这娃子。

华北野战军徐向前一兵团正在围攻太原。杨成武、李井泉的三兵团正在围攻归绥，杨得志、罗瑞卿的二兵团集结在曲阳地区，准备赴太原作战。东北野战军程子华的先遣兵团刚进到冀东地区。为了防止敌人收缩或逃跑，毛泽东急令徐向前兵团缓攻太原，急令杨成武、李井泉兵团主动撤围归绥，尔后迅速包围张家口。毛泽东在电令中又说：

我军抓住包围张家口之后，不要攻击，就是说，包围张家口不是为了马上夺取张家口，而在于吸引北平之敌西援，然后协同华北二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把傅系主力分割包围于平绥线上。

11 月 25 日，杨成武、李井泉兵团以 3 个军的兵力进入张家口附近地区，形成对张家口敌人的包围态势。傅作义果然中了毛泽东的圈套。他为了在形势不利时能保住逃往绥远的通道，立即令驻守北平附近的第 35 军、驻守怀来的第 104 军，分别乘火车、汽车增援张家口。这样，傅作义的嫡系部队 10万人，已被解放军钳制在平绥线上，实现了抓住傅系，拖往蒋系，掩护我东北野战军入关的第一步计划。

12 月 5 日，东北野战军程子华的先遣兵团之第 11 纵队，一举攻克密云，歼敌 13 军 115 师。傅作义大惊失色，误以为解放军要攻北平。于是亲自飞往张家口，部署 35 军撤回北平。张家口、宣化之敌，分东西两面向解放军阵地发动进攻，目的是打通张宣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曾几次指示杨成武、李井泉兵团，必须加强兵力，切断张家口、宣化两敌之间的联系，不使敌人会合或逃窜。然而，敌 35 军却从那里的防御阵地突破，乘 400 余辆汽车，越过沙岭子，扬长而去。

杨成武，打仗有主动性积极性，这次没听毛主席的。

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急电发给杨成武、李井泉并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克诚，以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我们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 1 纵不够，应将 2 纵一部加上去。何以你们置若罔闻？你们务必明白，只要宣化敌 4 个师不能到张家口会合，则张家口之敌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人到张家口会合，则不但张家口集敌 9 个步兵师 3 个骑兵旅，尔后难以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努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 4 个师，再歼灭张家口 5 个步兵师 3个骑兵旅。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1 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 2 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

敌 35 军的队伍继续东逃。前面便是宣化、新保安，路上却没人阻挡。

李井泉，长得真帅

12 月 7 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份电报发往前线，收报人是：程子华、黄克诚、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井泉，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薄一波：

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 35 军东逃（35 军两个师竟敢乘车 300 余辆毫无阻碍地东去，我 1 纵撤至铁路两侧坐观，不阻不打）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果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现35 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军委早已命令杨、罗、耿，应以迅速行动，于 5 日到达宣化、怀来之间铁路线，隔断宣、怀两敌联系，此项命令也是清楚明确的。杨、罗、耿所部即便 5 日不能到达，6 日上午也应该可以到达。35 军于 6 日 13 时由张家口附近东逃，只要杨、罗、耿 6 日上午全部或大部到达宣、怀段铁路线，该敌也跑不掉。程、黄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联系，并相机歼灭该段敌人。

华北第 3 兵团放走了 35 军。现在，毛泽东把堵截 35 军的任务交给了华北第 2 兵团，他不希望 2 兵团效法 3 兵团，因此在电文中详细说明。第 3 兵团司令杨成武、副政委李天焕承担了责任，向军委做了检讨，对部队进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处分了撤兵让 35 军东逃的那个团的主要负责干部，并下了死命令，不准敌人突围，从哪里突围，哪里要负全责。各部队要加修工事，调整部署，加紧包围。1 纵队将功赎罪，大显雄威。他们当即占领了沙岭子周围的村庄和庙鬼山阵地，斩断了张、宣段通路。宣化守敌有 2 个师，1 个师弃城逃往张家口，另 1 个师被 1 纵全歼，该师师长被生擒。宣化宣告解放。随后完成了对张家口守敌 1 个兵团又 5 个师 2 个骑兵旅的包围。

毛泽东有决策千里的本领。他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克诚协同华北第 2 兵团杨、罗、耿歼灭敌 35 军。12 月 9 日，程子华、黄克诚的先遣兵团赶到了平绥线，立即向怀来、南口间展开进攻。

黄克诚，最具有大局观的大将

是日夜，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包围了西援 35 军的第 16 军军部，及 16军所属的 109 师全部和 22 师一部。次日拂晓，该敌向八达岭突围被解放军全歼，接着又占领了康庄岔、青龙桥一线，断绝了敌 104 军的后路，104 军和 16 军 22 师一部遭解放军东西两面夹击，自身难保，不得不舍弃 35 军东逃。他们企图经十八家、横岭关，沿沙丰线回窜北平，被东北野战军第 4 纵、11 纵包围在横岭关一带，于 11 日全歼，并将敌 35 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解放军在平张线已歼敌 2 个军 5 个师，同时调动了津塘之敌 92、94、62 军开进北平地区，从而打乱了傅作义的整个防御部署，拖住了傅作义集团，使他不能迅速决策南逃或西撤。

12 月 11 日，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加速向平津地区挺进，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在 12 月 25日之前，有些是围而不打（如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如对平、津、通线），以待部署完成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平津之敌决不料我军在 25 日之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完成上列部署后，按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的顺序，从容攻歼各敌。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东北和华北 150 万大军，于 25 日以前，将傅作义 60 万军队包围在平津、平张线上，先后完成了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 5 个地区的分割，实现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目的。

平津战役总前委

“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敲掉了两头，中间的北平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很大，这是毛泽东的妙计。为此，中央军委火速做出决定，命令杨得志华北 2兵团担任攻歼已成瓮中之鳖的新保安 35 军的任务。就如何歼灭 35 军和防止张家口守军逃走问题，毛泽东又发出指示：

张家口敌人兵力在 5 万以上，杨得志部开始攻歼 35 军时，张家口守军有极大可能突围逃跑。为此，攻歼新保安 35 军之前，张家口方面我军有增加兵力之必要，以防张家口守敌突围。为此，决定以东北四纵队全部（3 个主力师）开往张家口，归杨成武统一指挥，防敌西逃。以东北第 11 纵队位于八达岭、南口、沙河镇地区，接替四纵队的防务。

毛泽东的这个巧妙部署是为了歼灭新保安之敌，又不致吓跑张家口守军。

杨得志，红娃子

华北 2 兵团司令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奉命围歼 35 军。他们为避免 35军官兵作无谓牺牲，在对新保安发起总攻的 3 天前，发出紧急劝降书：

郭景云军长暨 35 军全体官兵：

郭景云接到劝降书却不以为然，他狂妄地说：“让共军来吧！没有 20天、30 天，休想打进来。”但下级军官和士兵却惶惶不安，许多人说：“死活快点，不要活受洋罪。”傅作义接到郭景云求援的电报，先是命令郭景云忍痛烧掉 400 辆汽车，轻装突围；郭景云正要点火毁车时，接到傅作义的第2 道电令：留下 2 个连看汽车，其余人马步行突围。

郭景云，这个人有点骄傲

郭景云集合部队准备冲出新保安时，傅作义的第 3 道电令传到：明晨派 30 架飞机前往新保安，空投 150 吨弹药和给养，对于解新保安之围，本部已有了妥善办法。

傅作义朝令夕改，举棋不定，弄得十分崇拜他的郭景云也不敢相信他。到了次日早晨，郭景云不见飞机，等到中午，也未见到飞机的影子，气得郭景云骂出脏话。郭景云忽听新保安东关炮声如雷。

杨得志、罗瑞卿发出劝降书，等待 3 天之后，已做到了仁至义尽，开始攻城了。150 门大炮向新保安猛轰，5 分钟内就发射了 8000 发炮弹，把东关城厢工事全部摧毁。解放军多路人马攻向郭景云的 35 军军部，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郭束手无策，他站在电台旁让报务员向傅作义发电报时，一个解放军战士跳到郭景云指挥部的屋顶上，一梭子弹打毁了电台。郭迅速躲入掩蔽部，郭景云要集体自焚。军部政工处处长张鸿恩忙说：“我去看看！”他一个箭步窜出，令人把汽油桶移开。郭景云见集体自焚已成画饼，拔出手枪自杀身亡。副军长王雷震、参谋长田士吉等人束手就擒。至此，号称傅作义“王牌”主力的 35 军，以及张家口随军东下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共 2 万余人，全部被歼。

傅作义于 22 日下午 5 时，向张家口的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和 105 军军长袁庆荣发出电令，“新保安已失，郭军长壮烈殉职。据确息，共军即将进攻张家口。兹特密令，孙兰峰、袁庆荣，立即率张市守军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由袁庆荣统一指挥这次突围行动。”袁庆荣的 105 军和十一兵团司令部，约 4 万多人，在陶赖庙附近全部被歼。

东北解放军进入张家口市区，很快肃清市内残敌。平绥全线解放，使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成为泡影。中共中央于 1948 年12 月 30 日给华北前线发去“大捷电”：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我强大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占领沈阳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任务以后，迅即向华北前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会合在一起，以出敌不意的手段，逐一分割和包围傅作义系统全部敌军，并在短期内歼灭了敌正规军 14 个整师，解放了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长辛店、良城、重镇及广大乡村，使北平、天津、塘沽 3 处的敌军陷入我军的重围之中，如不投降，即将全部被我歼灭。凡此伟大战绩，深堪庆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匪军解放平津而战！

敌人西逃虽成泡影，但从海上南逃仍有可能。为此，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务必刻不容缓地攻克塘沽、天津，切断敌人南逃之路。

在平津前线总部里，林彪披着狐皮领的日军呢大衣，悄然无声的坐在桌前藤椅上。很久，他从藤椅上站起来，朝罗荣桓跟前挪了两步，说：“塘沽、天津两地之敌，我们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的，也是不允许含糊的，否则，就要出错。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是塘沽还是天津？依我看，这里面有文章可作。”罗荣桓手里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先打塘沽，后取天津。”他接过林彪的话说：“我也想过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刘亚楼道：“形成决议的东西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改变它的充分理由。”林彪以坚定的语气说：“不能先打塘沽，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塘沽守敌侯镜如把他的指挥部早已设在军舰上，他的 5 个师随时都能逃跑。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全歼塘沽之敌。另外，在我们攻打塘沽时，北平、天津之敌有很大可能实行突围。一头跑了，一头惊了，打塘沽还有什么实际价值。”3 人意见完全一致，于是林彪连夜起草急紧电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我军拟以 5 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毛泽东收到这份修改原定先攻取塘沽计划的电报，完全同意林彪等人的建议，立即复电：“放弃攻打塘沽计划，集中 5 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林彪看了电报，如释重负。罗荣桓、刘亚楼看罢电报，望着林彪。林彪道：“按照军委的电令办。”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率领 6 个纵队、22 个师及两个炮兵师共 34 万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兵包围天津。

林彪乘坐吉普车来到杨柳青以东的桑园。平津大战指挥所就暂时转移到这里。林彪发出他到达新指挥所后的第 1 号命令：派第 12 纵队主力去军粮城附近，严密监视塘沽之敌。

天津东临渤海，是个低洼河网地区，市区地形复杂，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切成许多片断，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天津守敌指挥官陈长捷，是傅作义心腹。他同傅作义都曾是阎锡山晋军的著名将领，彼此有多年的袍泽之谊。半年前，傅作义将他调来任天津防守司令兼警备司令官后，他立即令所属各部遍设永久性的强固地堡阵地。陈长捷声称：“天津已成固若金汤的要塞。”

东北野战军 34 万人马将天津守敌 13 万人围困在天津。刘亚楼担任天津前线司令员，他在杨柳青召集总攻天津的各纵队指挥员开会，中共天津地下党早已送来了关于天津守军的各方面情况的报告，对天津城坊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等，都有详细的说明。会议确定，攻打天津的部署是：首先实施东西对进，拦腰斩断敌人的防御体系。然后，再用先南后北的打法，实行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逐一全歼灭天津守敌。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国民党守军奉命拒绝和平解决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到十五日攻克天津，歼灭守军十三万人。十七日，塘沽守军乘船南撤，人民解放军于当日解放塘沽。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已完全没有退路，促成了他们接受和平解决。

毛泽东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对傅作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既考虑到他的安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属于傅系的只有四个师，其余都是蒋系的部队），又晓以大义，指明正确的出路。

傅作义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说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六十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事实正是这样，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利害权衡和犹豫动摇之中。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新保安一战中歼灭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张家口的解放又断绝了他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到天津解放、解放军对北平已兵临城下时，他才最后下定决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他们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直接告诉傅作义：“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九日，他又表明：“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这以后，经过多次谈判，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八项和平条件”后，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一月三十一日进驻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谈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个文化古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促使国民党军队日益瓦解，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毛泽东起草的电报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北平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后，绥远国民党军五万多人，留待以后起义，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在三月上半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乡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