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达 纪录片「对瓦尔达电影最全的分析要从她自己开始」

来源:TVB影视大全人气:966更新:2023-03-20 13:53:00

译者:易二三

校对:Issac

《阿涅斯论瓦尔达》

除了动画导演(或是专门拍摄风景的导演,比如詹姆斯·班宁),导演们通常都将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放在选角、取景和指导演员上面。但导演在多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表演,一种戏剧意义上的「角色」呢?

许多导演都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本职变成一种行为艺术,在公众眼里打造出一种形象。

《欲海惊魂》

较近的例子更加微妙,尽管可能没有那么微妙:沃纳·赫尔佐格将自己的形象精神塑造为一个永不妥协的冒险家,其独特的演讲模式表明,他不仅轻视自己谈论的内容,甚至蔑视自己使用的每个词句——所以他出演《侠盗杰克》(2012)中詹姆斯·邦德式的大反派时,并不令人惊讶。

已故的瓦尔达则塑造了一种非常难以捉摸的形象,奇怪的是,从表面上看,她的公众形象——顽皮、充满好奇、平易近人——再坦率不过了。然而,正如她介绍《阿涅斯的海滩》(2008)时提到的,这种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表演性质的:「我扮演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胖乎乎的而且健谈,讲述着她的人生故事。」

《阿涅斯论瓦尔达》

准确把握什么是(和不是)瓦尔达让我们看到的很困难,可能与她定义第一人称电影制作的各种方式有关。总的来说,她的毕生作品可以分为三类:

1.没有明显自传元素的故事片:《短角情事》(1954),《五至七时的克莱奥》(1961),《幸福》(1965),《一个唱,一个不唱》(1976),《天涯沦落女》(1985)。

《天涯沦落女》

2.主角明显是瓦尔达化身的故事片:《狮子、爱、谎言》(1969)中的雪莉·克拉克,《诺西卡》(1970)中的弗朗斯·杜尼亚克,《纪录说谎家》(1981)中的萨宾·马默。

《纪录说谎家》

《阿涅斯的海滩》

当然,这种分类会受到具体文本的挑战。虽然没有明显的自传元素,瓦尔达显然与《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和《一个唱,一个不唱》(片中一个核心角色的女儿由瓦尔达的女儿罗萨丽饰演)的主角十分相像,而《短角情事》的拍摄地是德国占领期间瓦尔达生活的地方。

《一个唱,一个不唱》

甚至纪录片的主题也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瓦尔达的替身(或者至少是延伸);《拾穗者》中的拾荒者就和她自己有着密切关联,瓦尔达将拾荒者拾掇废弃食物的行为和自己的艺术实践联系在一起(在《艾格妮捡风景:两年后》(2002)一片中,她阐释了前作的自传性质,「我也拾荒,我捡拾的是影像。」)

正如她在《千面珍宝金》中对简·伯金(译者注:珍·宝金和简·伯金为同一个人,译法不同而已,这里均选择豆瓣页面的译法)所说,「我在拍摄你的自画像,但镜中的你并不是一个人,还有摄像机,它是我的一小部分。如果我出现在镜子里或背景画面里,不要在意。」

《千面珍宝金》

部分影片可能与另一个分类的作品有所呼应:《纪录说谎家》就与《墙的呢喃》(1980)有关联(某种意义上前者关乎后者的制作),而《千面珍宝金》道出了「虚构」故事片《功夫大师》(1987)的起因。

《一个唱,一个不唱》为「补充式作品」(complement de programme)《爱的愉悦在伊朗》(1976)打了个广告,在达利斯(阿里·拉菲饰)和宝琳(瓦莱莉·迈蕾丝 饰)离开一座清真寺时,宝琳的画外音说道:「一到达伊朗,我就立刻感到自己能成为一张明信片,或是一部短片中的临时演员。」

这座清真寺随后的确出现在了短片《爱的愉悦在伊朗》中,即泰蕾兹·利奥塔尔坚称伊朗「对任何情侣来说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地方,即使他们是电影里的角色。」的时候。

《爱的愉悦在伊朗》

而《诺西卡》是一部难以分类的关于希腊流亡人士的作品,由法国广播电视台委托制作,随后又被搁置。

《诺西卡》现存的版本是未完成剪辑的,它将弗朗斯·杜尼亚克饰演「阿涅斯」的戏剧化段落和瓦尔达出演自己的纪录片部分交叉剪辑。

《诺西卡》

瓦尔达在这部作品中质疑了自己的神话创作(「这是神话还是现实?」)和制作方法,她解释说,在拍摄过程中,她遇见了一些希腊水手,两人对话被拍了下来但没有声音,因为工会的规定说没有录音室能够到场: 「为什么?还不如问问法国广播电视公司一条广播带有多长!」

即使是显然要被划分到非虚构的作品,也会有「排演」的时刻:比如《千面珍宝金》中与伯金的对话,和《脸庞,村庄》中与JR的对话,都显然是经过排练,甚至是按照剧本进行的。

正如瓦尔达在短片《易迪莎,熊及其他》(2004)中提到的,「你很快就会觉得现实在缓缓溜走,分裂成两半,把我们引向虚构,引向剧本。」

《易迪莎,熊及其他》

虽然很多纪录片都穿插有虚构元素,但瓦尔达的干预形式的著名之处在于,她拒绝成为一个「纪录说谎家」——把自己的预先计划伪装起来,或是使用「自然主义的」手法让观众以为镜头里的画面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例如,瓦尔达问候扬科叔叔的多个镜头,《脸庞,村庄》的最后一场戏里,JR终于取下了自己的墨镜,这个画面以瓦尔达的视角呈现,一团模糊。)

《脸庞,村庄》

相应的,看起来「平滑」的虚构作品也含有「粗粝」的真实时刻——更确切地说,两种对立的模式开始互相交融。

《天涯沦落女》中的很多「演员」(尤其是变成牧羊人的哲学老师)都是在扮演自己,《一个唱,一个不唱》中的律师吉赛尔·哈里米也是如此,而《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中的克莱奥(科琳娜·马尔尚饰)与名声的关系十分矛盾(瓦尔达曾称这个角色「通过他人的视角定义自己」,这种关系被那些盯着她的路人的影像所强化——纵然真正吸引他们的显然是一部电影正在拍摄的奇观。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

同样的情况在《穆府的歌剧》(1958)中也显而易见,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变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幸福》中「虚构的」家庭由一个「真实的」家庭中的四名成员扮演,不断强化了我们对于无法忍受的真相的感觉,打破虚假的表面,而《创造物》(1966)中,现实与神话、创造者与造物之间的关系,是以纯粹消极的方式来刻画的。

《狮子、爱、谎言》打破了所有的界限,让人无法辨别肉眼所见是事实或是捏造,是雪莉·克拉克的肖像或是一小段自传。

《狮子、爱、谎言》

让瓦尔达所引发的共鸣更为复杂的是,克拉克扮演了她自己。虽然克拉克在好莱坞打拼的情节是完全虚构的,但她遇到的人物(维娃,詹姆斯·雷多,杰罗姆·拉格尼,埃迪·康斯坦丁,卡洛斯·克拉伦斯)和事件都是真实的:《狮子、爱、谎言》发生在1968年的几天时间里,罗伯特·肯尼迪被刺杀,安迪·沃霍尔被瓦莱丽·索拉纳斯枪击。

银幕上的角色对电视或新闻里播报的事件做出反应,就好像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眼前,尽管拍摄时间在真实事件发生的几个月之后。《狮子、爱、谎言》前置了这一过程,因而创造出了一种「事发之后」的特质,这或多或少有意识的设计。

正如克拉克所说,「我分不清楚自己是身处于一部电影之中,还是在拍电影……哪个更重要,电影还是现实?」

关键时刻,克拉克无法继续她试图自杀的那场戏。她对着镜头说:「对不起,我做不到,阿涅斯。我不是演员。」并且继续抗拒(「这是你的故事,你自己来拍」),而后,显然很生气的瓦尔达来到了镜头前,演示自杀应该如何表演。

但我们所看到的,究竟是瓦尔达保有的「真实」论点,还是有脚本的情景?我们无从知晓,正如我们无法知道维娃、雷多、拉格尼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摆出戏剧化的姿态,隐藏或揭示内心的真相;正如拉格尼在观看罗伯特·肯尼迪的电视讲话时所说,「他不是在表演。他是认真的。」

瓦尔达的观点是,「表演」和「认真」是可能同时存在的。

事实上,将《狮子、爱、谎言》视作一部故事片完全是理论上的,因为它可以被归类为一部关于明星的纪录片,看作他们避免公开曝光、创建一个私人世界、以纯粹的形式展现「真实」的自我、将自己变成自我推销的一种形式的尝试,一个巧妙的例子就是,彼得·博格丹诺维奇用一本书挡住了自己在镜头前的脸——这正是他自己写的关于约翰·福特的书。

回到瓦尔达的导演身份,一个看起来比沃纳·赫尔佐格更有趣、不那么「严肃」的角色。沃纳·赫尔佐格的男性化强调的不过是身体上的危险,但实际上要深刻得多。而瓦尔达所面对的危险是身份本身,它有可能迷失在无穷无尽的镜厅中,其尽头只有毁灭。

这种关乎存在的危险是瓦尔达最后一部杰作《阿涅斯论瓦尔达》(2019)的核心,影片一开始看起来像是一场讲座的记录,由瓦尔达本人在一座剧院里讲述。虽然讲座本身是无缝衔接的,但地点却在不断变化,包括电影院、户外礼堂、田野、海滩等等。

《阿涅斯论瓦尔达》

不仅如此,讲座的内容还包括,瓦尔达多年来创作的各种纪录片、散文电影和DVD片段。

在这里,原本永恒「不变」的身份概念,被一个由不同背景、年龄、发型、服装和屏幕比例组成的流动拼图所取代。

在结尾,瓦尔达像普洛斯彼罗(译者注:莎士比亚作品《暴风雨》的主角)一样,为自己的全部作品拉下了帷幕,她消失在一场沙暴中,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自从《五至七时的克莱奥》起,死亡一直是瓦尔达的主题, 比如《天涯沦落女》的开篇就宣告了女主角的死亡。《南特的雅克·德米》(1991)一直徘徊在生活和艺术、纪录片和戏剧描写、技巧和灵感、做和看、黑白和彩色之间,这些要素并未整齐地排列在一起,但最终都汇入了濒临死亡的雅克·德米的画像中。

瓦尔达围绕自身的死亡描述也很直接,《拾穗者》中她拍摄了自己手上的黄褐斑,这一主题在她最后的几部作品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五集电视连续剧《阿涅斯·瓦尔达在这里和那里》最后的头盖骨画像,《阿涅斯论瓦尔达》中关于猫的坟墓的录像(「远远看去,她和人类一样,在宇宙中微不足道」),《脸庞,村庄》中的小型墓地。

《脸庞,村庄》近乎无情地聚焦于眼睛和视觉形成的过程,让人意识到,瓦尔达正接近一个视觉将被抹去的临界点(她的拍档强调有必要「在一切都太迟之前,创造尽可能多的图像」)。

《脸庞,村庄》

这是潜藏在所有虚构背后不可回避的事实,真实是无法通过风格化的角色来避免的。正如克拉克在《狮子、爱、谎言》中拒绝表演自杀所暗示的,表演总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千面珍宝金》,片中,瓦尔达讨论了「塞纳河的无名少女」——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其死亡面具的复制品被广泛制作。考虑到这个少女的微笑可能是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人为制作的,瓦尔达想知道是否死亡面具是「唯一真实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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