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德育鉴「梁启超德育鉴百年后再续新时代青年人德育修身之业」

记者 曲鹏

近日，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撰写序言、题解的梁启超作品《德育鉴》，以及在其基础上加以延伸、阐发的全新力作《德教释疑》，由译林出版社“大家德育课”全新推出。百年前，梁启超先生以切身社会实践，重回古代先儒修身治心根本，寻求救世之道；百年后，刘东教授以社会之关切，再续新时代青年人的德育修身之业，重拾中华文化之自信。

《德育鉴》梁启超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德教释疑》刘东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曾风靡一时

梁漱溟、胡适、徐志摩深受影响

1903年，梁启超结束一段为期十个月的美洲之旅后，一摒此前政治上力倡“民主”“共和”，思想上“发明新道德”的主张，转而面向中国先贤大儒，从中汲取修身治心之道，以图通过道德重建，恢弘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本原之学，并担当救国救民之责。

梁启超

两年后，梁启超编纂《德育鉴》，为新学青年量身定做修身指南，以培养有志之士伟大人格。本书初刊于《新民丛报》，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单行本，风靡一时。梁启超精选出先秦至明清65位先儒421条德育修身的格言语录，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篇，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并加按语跋识。

他自称本书“其体裁异也。惟有志之士，欲从事修养以成伟大之人格者，日置座右，可以当一良友”。在“学绝道丧”之际，他希望重返儒家的道德本心，以此建立融会中西之长、足以长治久安的善好社会，传承中国文化的命脉。

梁漱溟、胡适、徐志摩、范旭东等民国风云人物都在成长中受到过《德育鉴》的重要影响。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回忆道：“任公先生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胡适坦言自己受《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的引导而去读宋明理学书，也正因此，才萌生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徐志摩在读罢《德育鉴》后，合十稽首，感喟“喜惧愧感，一时交集”。梁启超对后世影响之广博深远可见一斑。

此次由刘东教授撰写序言、题解的《德育鉴》版本，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翟奎凤根据多种版本作了点校和注释，并在附录中对全书所涉名儒做了简介。这是一个更适合现代读者阅读的《德育鉴》版本，强调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德性修养和励志修身之本，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意义更加彰显。

从清华园到求是园

解开围绕传统“德教”的疑团

刘东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先生，现任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作为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刘东教授以毕生之力为再造传统、桥接中西文化而奔劳呐喊，发表了《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长问西东》《我们共通的理性》等三十余部专著或译著，主编“人文与社会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艺术与社会译丛”等，创办了《中国学术》杂志，蜚声国内外。

刘东

梁启超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五大导师之一，培养了一批一流人才。承袭其先志的刘东教授，不仅在十余年前复建了梁启超所在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还将其《德育鉴》设为国学研究院的德育教材。《德育鉴》这个书名就意味着以古人伟大人格为对照，为救国救民之镜鉴。刘东敏锐地意识到在百年后的今天，《德育鉴》仍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恐怕梁先生都无法逆料，这种对照到今天变得如此紧迫，在后世出现了一层障碍，无形地阻隔着同传统精神的亲近。”而今，刘东教授在西子湖畔创立了浙江大学中西书院，这本超越时空的青年德育修身指南，再度被推荐为中西书院指定教本。

从清华园到求是园，刘东教授再造传统之初心抱定如一。他在《德育鉴》序言中说：“语境虽有所迁移，外在的物象亦大有变异，可自己的内心依然如故，而价值追求更是未稍动摇。”借着为《德育鉴》撰写题解的机缘，刘东在《德教释疑》中解答了一系列极为关键且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比如有无公德与私德之分、“为己之学”为什么反而是成己之学、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修己与待人的区别何在、道德要不要形上预设、怎样才算是知行合一等等。梁启超选编的《德育鉴》原有一篇例言和六章正文，共七个部分。刘东为各章分别撰写两篇“题解”，以联系当下特定的复杂语境，对于诸多疑难问题进行解疑，作为青年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导引，也有助于读者更深刻理解《德育鉴》之精髓。

《德教释疑》既汲取了梁启超从《新民说》到《德育鉴》的转向，也发挥了作者在《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中的主张，从而在“有限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回应国际学界有关世俗主义的最新论辩，重返了孔子提出的最独特又最具普遍意义的“人生解决方案”。

在中西交流中

发现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

对于刘东教授而言，弘扬国学和促进中西交流不仅是两项并行不悖的文化事业，也是在新的时代真正复兴传统的必经之路。在他眼里，西学与国学并不矛盾，正相反，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最提倡国学的人，反而可能是最了解西方的”。比如，当年清华国学院里的五大导师，不仅国学水平一流，也擅西学。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均从哈佛学成归国，王国维从未到过西方，却是第一个硬用西文去啃西学的中国人。梁启超游历了日本和欧洲，在西学与国学的不断对话、碰撞中，在价值观念上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转折，从而不再笼统地把西方的每一步发展，都看成无可替代的历史趋势，而是深入细部，看到表现出强势的西方自身，实际上也都是各种价值的矛盾综合体。“这种更为宽广的态度，跟那些缺乏世界眼光的、视野狭隘的人相比，恰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在刘东看来，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有一套作为其基调和特色的学术话语，在千百年里不间断地被接续研讨和讲谈着。《德育鉴》一书所集中反映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贯穿文明始终的“接着讲”的进程。从孔孟到程朱陆王，到康梁，一直来到我们自己……只要中国文化不断传承下去，它就必然包含着对后学的无尽期许，要求把这种讲谈活动继续延伸下去，不光延续到我们，还要延续到我们的后人。《德教释疑》一书不仅是后人“接着讲”，还更要进一步去“对着讲”；甚至不光要跟古代的西学“对着讲”，还更要跟当今的西学“对着讲”。与古人、与西学对话，在相互理解中达成重叠的意识。

刘东认为，“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学术对话中，人类社会中相反相成的两种力量，即收束与开放、聚敛与流失、天理与人欲、良知与功利、利他与利己、好古与尚今，才会在文明内部构成良性的张力。而且，又只有让这种张力保持下去，才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在我们的研讨与讲谈之中，缓缓流淌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乃至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