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立主演1942电影「张国立在1942中饰演贪婪财主在灾难中唤醒人性」

电影《1942》的大背景正是在19世纪40年代，一场天灾引起的大规模饥荒下的故事。

电影中描述的这个时代，张国立还未出生，也未曾亲身经历过这场灾难。

对于演员来说，凭空揣测出过去未经历过的事物和感受并加以演绎，无异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难令真实经历过的观众信服。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中较多被提及的是“由内至外”，即通过内心活动去带动外部动作，但同时斯式体系也强调过“由外而内”，也就是通过形体动作的逻辑与顺序去找到情感的逻辑与顺序。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写道：“真实刺激了情感，情感又唤起了创作直觉……它使我找到了一条通向演员心灵——从外部到内部，从身体到心灵，从体现到体验，从形式到内容的路。”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演员想要将内在的心理真实体现出来，要首先做到外部形体动作的真实。

因为形体动作的真实会自然地感染到演员在舞台上的状态，使其更容易激活自身内部的情感。

在这一点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焦菊隐、于是之三位大师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焦于两位大师认为，只要抓住角色特有的动作，反复多次的练习，直至产生肌肉记忆，这时候只要稍微调动内在的体验，就会自然的带动这份肌肉记忆达到外部形体的完全统一。

这就是所谓“用外部动作刺激内心情感”。

这也是最早的表演体验练习的由来，将演员放到无限贴近故事背景的场景中，使得演员切实地体会到剧本中人物所真实面对的情节，往往能够帮助演员更精准的把握住人物的反应，通过真实感受去带动人物感受，从而使演员更加贴近角色。

这样的体验练习除了帮助演员更好表达将对角色已知的部分进行更准确的外部表现，更重要的是，能够能帮助演员从人物已知的部分出发，去发现演员尚未发现的那部分人物。

张国立在塑造《1942》中老地主这个角色时，为了弥补角色和本人从生活环境、语言习惯、身体状态等各方面的较大差异，他也使用了这样的体验练习帮助更好地理解角色。

比如，为了学好方言，让角色更加真实，他特意去到河南当地学习河南话，并且去到当地感受河南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表述方式。

此外，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好人物在不断跋涉中一路忍饥挨饿的状态，他主动绝食三天，只喝水，不吃饭，面部浮肿起来活像个胀气的馒头，这才找到真实的饥饿感。

只有亲身经历过极度的饥饿，这才理解灾荒对人理智的摧残，老地主这个角色也在张国立的亲身体验后变得真实动人起来。

后来，他还向编剧刘震云先生建议删减大段大段的台词。一则从生理上，营养不良将会降低人的体质，使人有气无力，不足以支撑起那么多的台词。

二则从马斯洛需求理论出发，人在无法满足温饱的底层需求时，言语上自我表达的意愿也大幅降低，在当时状态下，老地主对于食物以外的事务很难提起兴趣去关注，丧失了部分言语表达的欲望。

三则除了饥饿本身带来的生理影响外，普通百姓同时还在面临不知何时能结束饥荒的恐惧与绝望中，出于求生的本能，每个人都会尽可能节约每一份体力用于其他更可能增加生存机会的行动之中。

这三重理由有理有据，不但立刻说服了编剧刘震云简化人物台词，刘震云甚至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演员道歉说：“哎哟喂，这是我的错，我是吃饱了写的。”

这也说明演员并不是导演或编剧的工具人，而是应该在深入体会角色的同时将自己的真实感受适当的反馈给导演编剧，大家从不同角度齐心协力的服务作品，共同创建出尽善尽美的角色。

老地主本身也是一个具备强烈矛盾冲突和戏剧性转变的角色，初期他富甲一方，即使到处都闹饥荒，老地主家里依然有吃不尽的存粮，但此人吝啬而虚伪，面对上门讨饭吃的刺猬等人，他一面假意招待，一面心疼自己的粮食让家里的仆人去报官。

这是老地主的第一重形象，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伪君子，张国立用人前虚伪的笑容、故作大气的“慷慨”和背地里的埋怨唾骂共同构造出第一重形象中的“吝啬”。

而在报官之事被当着刺猬等人的面拆穿时，张国立心虚的表情、示弱的言语、被拆穿的尴尬懊悔共同构造出第一种形象中的“怂”，并且老地主在抢粮者、家人、下人面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观众一开始就能意识到这个人的老奸巨猾和“见人说人话”的本事，从而将其腰缠万贯的设定合理化。

而老地主的第二重形象，则是在逃难途中越来越接近平民赤贫状态的普通难民，是万千饥荒下渺小而悲惨的普通人的缩影。

一开始他们只以为是暂避风头，谁知饥荒看不到结束的希望，辛苦准备好的行头也在一次次意外中被强权夺走，同行者越来越少。

为了表现出过程中的艰难，除了人物的行李、服装、妆发越来越脏以外，在张国立的表演中，走路的脚步越来越蹒跚麻木，身体的姿态越来越佝偻无力，眼神里的傲气也被逐渐的磨灭，入木三分的体现了人在饥荒折磨下逐渐变得行尸走肉的过程。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当人被磨练摧残到极点的时候，炎黄子孙骨子里传承的坚韧不屈反倒被激活了。

在老地主失去了所有亲人、失去血脉、也失去信念绝望的回转之时遇到那个同样失去家人的小女孩，简单而温暖的几句对白，却能融化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两个人成为家人。

老地主的第三重形象便是一种“新生”，是在与灾难和命运的持续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美。

在塑造这第三层形象时，张国立处理得极为克制，但在表面的麻木和绝望下，人心的逐渐冷却再重新开启的变化已从他的眼神、表情中完美的传达。

虽然张国立本人所处的时代与电影中所描绘的年代有极大的差异，但是张国立老师通过现实的体验练习和对性格化表演的初步尝试，在肢体动作、台词语气、表情神态、心理活动各个方面都对这个角色把握的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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