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在网盘传播灰色电影但我们国家需要他这样的人

据中国残联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有8500万残疾人，约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的6.21%。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也是如此渺小的一群人。

渺小到我们好像从来不会在公共场合见到他们，除了一些在火车站等地方装成聋哑人向旅客们索要捐款的骗子们。

那他们都去哪里了，为什么不出来？

社会是我们的，可也是他们的啊。

带着这样的问题，蒋能杰团队从2018年以来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记录了一群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特殊人士群，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和喜怒哀乐。

独立电影人蒋能杰是新晋“网红导演”。

去年，他用蹲点送影片资源的方式带起了一股小小的“中国网盘新浪潮”。

第一次，观众不需要去“求资源”，资源早就已经被导演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播撒出去了。

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通过这种别样的“上映方式”，才第一次知道蒋能杰这个导演。

做纪录片将近十年，他拍摄了《路》《龙老的一生》《初三》《《村小的孩子》《矮婆》等片，始终将目光投向那些底层和边缘人物，如抗战老兵和留守儿童等。

自然，穷是穷的，不像现在很多导演，靠着手里的资源拍烂片赚得盆满钵满。

影片在网盘上映，顶多在片末附上一个二维码，给不给钱，给多少钱，全看观众心情。

上一次他引起关注的作品是关注尘肺病患者的《矿民、马夫、尘肺病》。

最近，蒋能杰又用网盘上映的方式推出了这部纪录片——

《一切都会有的》

这个名字，一下子让我想起前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一句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不过在纪录片里，类似的一句话是：“冰红茶会有的，农夫山泉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说话者是一个出生于1973年的“大叔”，他叫刘浩，是个智力障碍和唐氏综合征患者。

73年出生，今天已经48岁了。

按照大多数人的人生进程，这个年纪最少也是当爸爸了。

但刘浩没有这种好运，他每天的生活特简单。

白天在一个名叫“北京市丰台区利智康复中心”的地方接受助理们精心的帮助和锻炼，晚上或者周末就回家住。

康复中心的助理和小伙伴们，都会亲切地称呼他“浩哥哥”。

浩哥哥是北京人，他和自己九十岁的老母亲一起住，母亲的身体还算硬朗，还能照看着刘浩。

在残障人群里，刘浩算是特别好，比较省心的那一类。

不吵不闹，不摔东西发脾气，还会做简单的饭菜。

平时最爱的，就是喝快乐肥宅水——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有被伤心到）。

这身材，可乐功不可没。

浩哥哥每天啊，在康复中心干活，比如扫地擦桌子做饭这些，助理们都会给他“发工资”，而积攒起来的工资最后也只有一个固定的流向——

门口卖可口可乐的小卖部。

年近五旬的“浩哥哥”好像一直停留在大多数人的小时候，再也没有向前迈进过。

他觉得妈妈永远都会在家里等他，而他回家也一定有妈妈亲手做的鸡蛋羹吃。

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相互尊重。

可是当对面是一个残障人士时，我们是否依旧能做到这一点？

不一定。

但镜头下的这些残障中心的助理们，却好像拥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将一切作为人所拥有的的权利，都返还给了浩哥这群人。

相比于浩哥，刘斯博是中心里的“刺头”。

出生于1988年的刘斯博，今年满打满算也有33岁了，患有伴随智力障碍的自闭症。

和浩哥不一样，刘斯博对可乐的兴趣一般，他的兴趣是捡砖头砸玻璃。

看那块玻璃不顺眼，啪得一下上去就给砸了。

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好像自闭症就是天才的代名词。

比如电影《雨人》中Raymond就凭借超强的记忆能力和计算能力深入人心。

Raymond的原型人物Kim Peek是一个被医学界与科学界惊叹的天才，他的大脑就像一块永远无法存满的硬盘。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自闭症的患者就能被人想当然地和天才等同。

即使是天才，他们的生活能力也几乎等于零，再加上存在表达和交流障碍，也能把监护人搞得够呛。

刘斯博就把助理们搞得头大。

砸玻璃还好，顶破天也赔不了多少钱，但他还会砸车啊。

一砸车，车主报警，就有的忙了。

因为情绪表达的困难，他极少能通过言语说出自己的需求。说不出人家就不能顺他的意，不顺他的意，他就要发脾气。

这样的话，助理老师们就只能一步一步引导刘斯博表达需求和情绪。

比如他不愿意别的小伙伴老是叫他的名字，助理就慢慢和他沟通，问他喜欢别人称呼他什么。

在得到“帅哥”这个答复后，刘斯博在康复中心就有了另一个名字——

帅哥。

不过刘同志长得高高大大端端正正的，再加上那一股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的确有帅哥的气质。

帅哥讲话时也挺好玩的。

别人跟他讲话，他一定会慢慢地把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说清楚，然后再在后面加上一个“呢”。

好的呢，是的呢。

可爱极了。

除了尊重和交流，康复中心老师还把一个权利还给了残障人士们。

就拿我们的刘帅哥来说吧，像晚上吃啥啊、康复中心宿舍搬家看房子啊、晚会唱什么歌啊这些事情助理们一律和他商量着来。

影片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李立洁老师在做讲座时说一句话：“我们的障碍者，剥夺他权利最多的人，反而是跟他相处最久的人。”

这种权利不是生存的权利，而是生活的权利。

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好像障碍者所有的一切都在别人的掌控中。

障碍者的一生，都好像在等待着。

在机构里，等吃等喝等上课。

回家等妈妈接。

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等死。

“这个剥夺的权利，恰恰是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小事情上，他被迫的无奈的接受，被迫的等待。”

我们正常人好像也在等着什么，等困难过去，等欢乐到来，等电影结束，等见面，等离别。

但这种等待中，有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

但对于障碍者来说，他们的一生，就是被动等待的一生，被控制的一生。

好的康复，就是要把权利还给他们。

比如刘帅哥，他的一部分脾气，其实也是因为父母的不尊重。

有一段时间，他砸车砸得很频繁，原因就是他奶奶去世了父母却没有告诉他，甚至没有让他去参加葬礼。

难道以爱之名就可以剥夺他的知情权吗？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它的GDP数据多么漂亮，不在于它的楼盖得多么高多么雄伟，而在于那些弱势群体有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其实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看不见这些障碍者，不是因为他们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我们还是太狭隘，狭隘到容忍不了一丝不同。

他们的一生，不应该只是活着，而是应该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而这种未来，需要国家、社会和家庭和我们一同做出努力。

只有这样，一切才都会有的。

这部纪录片从题材上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让我们看见了平时忽略的一群灰色人士。

但就纪录片本身而言依旧存在一些问题。

这部纪录片在剪辑方法的杂乱使得影片并没有能够清理出一个鲜明流畅的主题。

片子的主题是什么？是障碍者们融入社会的艰辛？是福利机构的难以为继？是政府政策扶持的滞后？

面对这个问题，导演给出的答案是：“你看到的就是我的主题，就是他们的生活。”

但是，一个80分钟的纪录片，两个主要人物，还辅以机构的筹资过程，真的能反映所谓的“生活”吗？

尖锐直白一点说，这种所谓的“生活”难道不是浮光掠影的一笔带过吗？

片中的镜头始终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审视观察着这群人，以至于他们的内心依旧像一个玻璃瓶一样对我们封闭着。

当一部纪录片，只是从外部让我们“观赏”人物，那么这部纪录片就是不够成熟的。

残障者需要走出去，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他们，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蒋能杰导演在《一切都会有的》中只做到了四分之一，甚至是八分之一——

让我们些微地了解了这些障碍者们的生活，仅此而已。

片中那个被康复中心助理们重复数次的所谓“政策”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扫一下片末的二维码捐点钱，然后呢？

补贴到底补贴的是什么？温饱？住房？还是精神文化需求？

一切都会有的，那怎么做才会有？

影片甚至没有尝试给出过答案。

正如约翰·格里尔逊所说：“电影是锄头，不是镜子。”

能够关注到这些边缘人物，向来是蒋能杰这类独立电影人和我们国家独立影像的优点，但是很多时候，“粗糙”并不代表真实和优秀，恰恰意味着一种欠缺。

导演的名声，说实话在国内纪录片界已经起来了，衷心希望在“话题”的背后，能够给予题材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影像有力量，人物才有获救的希望，这也是一份救赎。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原创丨文章著作权：皮皮电影（ppdianying）

未经授权请勿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