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所有的战争片都是反战片”
《晚钟》是由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指导，于1989年上映的影片。影片讲述了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八路军一支掩埋尸体的小分队在和平钟声敲响前与日军残余部队相互对峙的一段故事。
影片的故事情节简单却不失深沉，通过对中日军人的相持与人物的心理斗争电影表现出战争对人造成的创伤和异化透露出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相对于以往的抗日题材影片，本片在创作上也做出了一次有意义的美学突破，成为第五代群体创作中留下的重要创作痕迹之一。
以往,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大都塑造抗日英雄,表现抗日军民机智勇敢斗顽敌,以愤怒的笔触勾勒出日寇的残暴和愚蠢。而《晚钟》却不是这样,它从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类生存意识的角度出发，宏观地对这场给中华民族同时也给日本民众造成巨大影响的战争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审视与反思。
首先在创作上，影片取消了二元对立鲜明的人物塑造手段。在传统的创作惯例中，抗日题材影片一般将日军描绘成凶狠残暴的，形象卑劣且毫无人性的表面形象，随之而来的是以相同的视听语言加以辅助，而与之相反的是表现英勇善战机智善良的军民形象。
通过影片的心理独白我们了解到，他们既有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又有着对未报血仇的遗憾，但此刻战争已经结束，他们首先要保证这场顺利的收尾工作。
在掩埋尸体的过程中，虽然对日军有着咬牙切齿的憎恨但是他们还是不忍心让这些人变成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于是将石头种种的压了上去，这是一种真实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后面遇见日军俘虏时他们选择施以援手，将粮食送予了剩下未被撤离的日本残余部队则是这份情怀彻底的体现。
影片中的中日双方处在明暗高低不同的位置上，日军隐藏在山洞里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当他们看到八路军送来的粮食时，他们并未被内心的欲望所趋势，而是等到队长下令时才一拥而上，从山洞中摇摇晃晃的走出再到平静的坐下体现出日军严明的纪律与意志。
在受俘的前一晚，日本的军人望着天空的月亮，响起家乡的民谣，影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身为“人”的日军形象，他们因为战争所涌起的思乡之情与中国人一样是深沉且悲情的。
在最后的撤离中，日军的队长选择了剖腹自杀，而洞内的留守变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此刻曾经的虐待画面通过蒙太奇的手法快速闪回眼前，成为战争将人异化的一个重要佐证，而被虐待的中国人让人内心一同的同时也难以想象如他们一样的人们曾遭受过怎样阴暗的非人对待，战争对他们的伤痕又该如何抹去。
影片通过西部空间的展示，让人们看到了战争带给人民伤痕的悲情图景。漫山遍岭的坟冢空间、荒凉贫瘠的平原农耕空间还有黑暗逼仄的山洞空间这些组合在一起让观众对于战后萧条压抑图景和战争毁灭性有了直观具象的体验。
针对于不同的空间影片也采用了不同的视觉设计来反应不同的意识冲突。例如，狭小幽暗的山洞体现着日军丧失生命力充满绝望和灰暗的整体处境而八路军身处高地阳光四射，在表现地位差异的同时也暗含出八路军善待俘虏的人道主义精神。
此外，影片还有大量的意象表达作为抗日主题的精神映照。影片中有一老叟拿锄头砍高塔的情节，这个情节游离于主线叙事之外却又重复出现在影片的过程中，这一画面也成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不懈努力的诗意影射。
电影于1989年上映并一举获得柏林评审团大奖，影片的叙事体量较小却意境悠远，导演将历史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灾难，进行了一场严肃而客观的反思，从人到人性再到人道，本片的思考是充满人类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如果说所有战争片都是反战片的话，那么《晚钟》也的确是新时期创作中最优秀的一个。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伤痕”、“反思”小说代表作有哪些？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伤痕”、“反思”小说令人耳目一新。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于1985年。这些作品在使读者和批评者感到耳目一新的同时，在阐释和评价上也产生了分歧。因此，产生了寻根文学和现代派文学两大潮流。
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是什么回事？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提法源于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而真正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同属“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文革”灾难，描述了人们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在新时期出现的第二个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作品着重对“文革”、十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改革文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作家开始把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关注现实中的改革发展，形成了风行一时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公认为“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其他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像》、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柯云路的《新星》、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等；着重表现对农村和城市改革出现的新气象的肯定，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和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