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电影公司「曾经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西影厂没落了」

西安市西影路70 号，踏入西部电影集团的主楼最先看到的是正中“美好的家园，辉煌的事业，幸福的人生”的口号，残存着国有企业特殊的气氛，而一转头就能看到一张张曾激动成千上万人的海报，《人生》、《野山》、《老井》、《红高粱》••••••顺着狭窄的楼梯旋转而上，来到第四层，历史陈列室的门“框当”开启，让人眼前发亮的是那一列一列上百个各式各样的奖杯——在最中心的位置是一座金熊——那是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的柏林电影节大奖，同行的西影人一再想记者强调“这里摆出来的只是一部分而已”。在47年的发展历程中，这里一共出产了近270部电影，获得了几乎同样数量的奖杯。

从正面看这座四层小楼有着光泽的流线型装饰，而绕到后面就会发现经历风雨的1958年老砖的底色。从西安电影制片厂到西部电影集团，47年历史重叠在这座小楼里。或许65岁的吴天明是最有资格给我们讲述这座建筑历史的人，从1960年到1989年，他在这里工作了29年，其中6年是作为厂长，他的任内获得的奖杯占据了西影陈列室的主要位置，那些创作者在今天依旧是耀眼的阵容：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滕文骥、周晓文、何平……而到了1990年代，这些影视界的精英集中到了北京，他们开始利用海内外的民营资本拍摄影片，而西影和其他国有电影厂一样陷入困境，“改革”成为每一任厂长最常说的字眼。这不仅是一个电影厂的改变，还是一个国家的改变。

西影衰落了吗？

1980年代的辉煌和现在相比，很多西影人都有深刻印象的一个变化是：1980年代各地的导演都是纷纷来到西安拍片，而到了1990年代不仅成名的第五代导演远离开了西部，西影厂的自己人也出门“北漂”，今天在电影界大名鼎鼎的顾长卫、滕文骥、黄建新、米家庆、何平都曾经是西影人，他们现在都生活在北京。

现任西部电影集团副总裁的孙毅安说，自己每次到北京的北太平庄附近——那是北京电影人最集中的区域，总是能碰见西影的人，“走着走着就是一个，随行的朋友还奇怪我怎么能认识这么多人”。孙毅安估计在北京的西影人有二三百之多，“当年在西影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技术骨干，现在多数都在北京发展，拍电影、电视、广告，什么都有，我在许多影视片的片头字幕都能看到熟悉的名字”。以编剧出名的孙毅安说自己１９９０年代初也曾经漂过一段，“在西影最困难的时候，招待所、摄影棚都人去楼空，各奔出路了”。

与此同时，最近十多年来西影拍摄的影片很少获得《老井》、《红高粱》那样的关注，因此很容易让人想到西影衰落的话题，但是孙毅安反对简单地说西影衰落了，“即使要说西影的衰落，也要看到国有电影厂都出现的困境，整个个电影环境都不景气。如果说１９９０年代初这些人开始北漂时还有些悲壮，那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新的社会环境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时代不同了，１９８０年代中国很多事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以西影为代表的地方上松动了，当时的导演自然想去找西影厂长吴天明，但是当１９９０年代全面改革，市场化以后，北京的优势真正体现出来，人才自然会向那里集中。这不是一个厂子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结构改变了”。

西影的著名编剧芦苇也表示今昔对比之下“西影的变化很正常，因为以前它是在那种体制下建立的，靠的是分配、国家计划、国有企业，现在当社会环境改变的，而本地的人才、制度跟不上，自然就会衰落，这其中你很难靠个人挽救什么。”

计划下的电影

追寻西影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因素交叠、冲突、解体和重生的时代背景。就像其他所有的工厂一样，这是一个根据中央指令建立的新的电影厂，从1955年就开始筹备，1958年8月23日在大雁塔东边三百米远的一块地方正式宣告成立。退休职工丁书信回忆说自己1959年初进厂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大片的麦子地、玉米地，刮起风来路上就成土飞扬，右边是还在建设的厂子，左边只有三座孤零零的家属楼。从事后勤的丁书信是在本地招收的工人，而负责创作和管理的多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调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

1960年进入西影的吴天明感受的则是一波波运动的影响，“当时都是有计划的，文化部电影局下达影片生产任务，陕西省文化局下达每年的“工业生产计划”，自然也不用愁片子的出路。“不论是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上头有命令毫无列外的传达到职工，文化部每年都召开各种会议，这都对电影厂有直接的影响。”西影在革命斗争和新社会建设者的题材之外拍摄的戏曲片受到欢迎，而文化部在1962年特别强调“注意题材比例，戏曲片不能过多”。但是最能代表他们水平的还是1963年根据《桃花扇》改编的黑白故事片《桃花扇》——在1964年这部片子遭到政治批判，文革中更被称为“反革命复辟的宣言”，导演孙敬因此蒙冤12年。

当时的体制压抑了几乎所有创作者的激情，和吴天明这样从厂内成长起来的人相比，那些从电影学院科班毕业分配来的人的感受更为强烈。颜学恕、滕文骥、周晓文等等都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接连的政治运动让他们没有拍片的机会，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以释放能量。

第五代崛起的土壤

自称智商中等的吴天明1983年１０月８日被陕西省委组织部正式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他说早先自己正在外地拍外景，有朋友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而厂里的领导没有一个打电话告诉自己这个消息——有些人无法接受他从一个导演“坐直升飞机”升到厂长位子。所以当他拍完回厂的时候，一位迎接的厂领导张口只说了一个字“吴——”就卡住了，“他觉得说天明不太尊敬，而说厂长吧又不情愿。”

1983年正是中国体制改革加速的一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吴天明能够被任命说明他是一个方方面面都能认可的人：他的父亲是陕西的革命老干部，曾经陪西影厂老厂长在文革中挨斗，而在业务上他也因为1979年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生活的颤音》和独立执导的《没有航标的河流》引起关注。

第五代最初的冒头和西影没有多大关系，1981年广西电影制片长的张军钊已经先行一步，1984年他导演的《一个和八个》和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吴子牛导演的《喋血黑谷》、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扎撒》相继面世。这些影片在电影观念的探索上引起电影界的热烈反响。正是此时，吴天明成为了西影的新厂长。吴天明自称当时还是个“愣头青”，不知道怎么“当官”，已故的小说家路遥教他 “开头一个月你不要说话，就是听他们说，让汇报的人从心理上产生压力，自然就会把你当厂长了”。所以他没有说，只是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听他们怎么讲。就这样听了一个月，然后他开了１５分钟的全厂大会，这个爱骂人的新厂长镇住了场面。

“我当时倒没有想到支持第五代什么的，就是想把西影厂搞上去，我不搞论资排辈，谁能干就上”。而其他电影厂多数还是论资排辈，创作的条条框框也多。所以第五代骚动起来，他们纷纷带着自己珍爱的剧本、想法来到西影厂。吴天明回忆当时西影的招待所里经常能看到四五拨人，“导演、编剧、演员，经常都把招待所住满。”当时还有集体创作的气氛，有了本子就会主动把剧本送到你跟前，在导演之间互相传，互相提意见。西影的编制外人员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为西影拍片，而长内的黄建新、周晓文也跃跃欲试。

1984年以后，西影开始发力，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等相继诞生，让西影厂在全国扬眉吐气。

张艺谋的《红高粱》诞生是第五代电影的一个转折点。吴天明和张艺谋于１９８５年在北京第一次见面，他不仅让张艺谋在自己导演的《老井》中担任主角，还让张艺谋独立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红高粱》。当时编制在广西的张艺谋只能住在西安籍的妻子肖华（后离婚）家，吴不仅把肖华招入西影图书馆，又分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当时这是特事特办。而张艺谋筹拍《红高粱》的时候，剧本上遭到非议，上面让先修改剧本，这个时候也是吴天明决定先去种外景所需的高粱，由于正式程序来不及，吴就到下属分厂的小金库里借钱。

当时在创作上的热烈气氛给很多人深刻印象，那时还是小字辈的芦苇回忆起当年来强调说很难想象当年的气氛。他说自己只和吴见过一次面，大约１９８７年的一天，突然有电话叫他到吴的办公室，原来吴听说他编了两个剧本，吴问他具体有什么想法，他说自己想写西北题材，吴当场就批给他５００块钱去体验生活。“整个谈话不到二十分钟，我就揣着这５００块钱到甘肃的乡下待了好几个月，虽然回来以后没有写出本子，但是我后来编剧《黄河谣》都是从这时候积累的生活”。

到了2005年，众多导演在第一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奖的评选中把导演终身成就奖给了65岁的吴天明，这不仅仅是对他导演成就的肯定，还是目前掌握导演协会的第五代导演给予他的一个集体感谢：没有他，第五代也许就不会是这种面貌。

1980年代的电影厂长

“改革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事实上，中国电影厂的改革实验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从1980年就开始了，１９８４年７月，在西影厂成为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以后，吴天明马上召开了具有震撼性的一次全厂大会，当场免除大部分部门负责人职务，宣布新的临时负责人名单。吴天明回忆:“当然，有骂娘的，有去省里上告的，我家曾经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上来就骂操你妈，我也不客气就回骂操你妈的妈”，我还在全厂大会上说了这个电话的事情，“我吴天明干的每件事都是堂堂正正的，有人打电话骂我，要是你今天站出来就是条汉子，否则我就操你奶奶”。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厂长的职责，几乎大小事务都要顾及，分房子、长工资乃至下属的人际关系。电影创作方面牵涉的层面也远远超出今天人的想象。1986年４月西影导演颜学恕导演的《野山》被第6届金鸡奖评委会评为最佳故事片，根据当时暂露头角的作家贾平凹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表现农村改革后经济、观念方面的变化，不料引起高层的关注，当时有领导专门就此进行讨论，认为《野山》与我国民族特性差距甚大，与当前农村改革政策也不相符，导致这一评选结果压了几个月后才公布。

1985年以后三年是西影最辉煌的时期，《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红高粱》接连获得国内外的电影大奖，陕西省委三次举行千人庆功大会表彰西影。当时西影输出影片占全国输出总部数25%，居全国之首。当时有人形容“中国电影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走向世界”，以至吴天明在外地出差的时候经常看到有影院把其他厂的片子冒充是西影的来宣传。

吴天明提到，19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了市场的概念，“因为要卖拷贝，卖多卖少不一样”，他形容说自己当时是三条腿走路，一方面支持第五代拍摄所谓的探索片，这些片子多数都是赔钱的，可是在国内外影响大，其次就是拍摄方方面面都认可的片子，他自己拍摄的《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就是典型，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流电影，第三就是受市场欢迎的片子，当时的《东陵大盗》、《黄河大侠》、《大刀王五》、《疯狂的代价》都风行一时。当时周晓文执导的处女作《他们正年轻》因为题材敏感的原因没有送审。到了1988年，他的《疯狂的代价》则卖出了两百多拷贝，成为西影最卖座的电影之一，那里面少女的稍微裸体镜头，在当时还引起争议。

体制改革的呼声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1987年吴天明曾经讲到必须进行发行体制改革，“打破中影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时的中影公司总经理胡健听说后带领自己公司的人当场退出西影的大型酒会，成为电影界议论的话题——直到1993年，广电部才颁布文件宣布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

也是在1988年，西影以外的几家电影制片厂出现严重负债，而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娱乐片”的创作。到1989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陈昊苏提出“娱乐片主体论”，引起理论界争论。不久，陈昊苏被调离广电部。

改革的双重叙事

西影厂的衰落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如果说一开始吴天明滞留美国、第五代导演进入沉寂期是特殊原因的话，随后而来的就是整个电影市场的低落。西部电影集团副总裁孙毅安说：“在最低潮的时候，可以说很多电影厂都到了拍一部赔一部的地步”。

一方面电视剧市场在惊人的膨胀，电影观众数量在缩减，另一方面电影观众的选择也多起来，电影厂之间的竞争在加剧，1993年开始的引进 “10部大片”计划让内地观众有机会欣赏到最新的国外大片，然后就是民营投资的崛起，以及繁多的盗版影碟的出现。

为了生存，西影人转行去拍电视剧、广告，或是做文化公司等。在电影方面，除了偶而有一些主流片获得奖励，更多的是和民营资本、港台合拍电影，其中不少都是卖厂标——因为只有电影厂有出品权，只要给电影厂钱，一部电影就可以打上西影的标志出品。然而，熟悉内情的人说“在各个电影厂都开始出卖厂标的情况下，厂标的价钱从最早的一个50万一路跌到5万。”

为应对这种困境，1993年起广电部几乎每年都推出改革措施，依照原有体制惯性运行的西影不得不开始一次次的裂变。１９９０年上任的第四任厂长李旭东在五年任期内的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了内部改革和减少亏损上，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搞“多种经营”，涉足第三产业，而这些实验的成果并不显著，他曾在回忆文章中不无痛苦的总结“西影最大的弱项是管理滞后，最大的教训是经营上的失误”。１９９６年被任命为厂长的张丕民上任后采取了更多改革步骤，如适应全员劳动合同制、策划成立西影股份公司等。也是在他任内，把西影南侧的

拍摄基地秦王宫进行了“土地置换”，现在那里正在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正在建设新楼盘。

一位以内部退养方式下台的中层不无愤怒地说：“什么改革，几任领导就是卖地挣钱，没有人管职工死活”，他把西影人分成三类：“最有本事的都去北京了，有门道的自己去拍电视剧、电影，第二种就是现在厂里上班的人，还有退休早的人也不用愁；最难过的是这十年来下岗、内退的人，房子、儿女怎么办”。现在，他和很多人关心的是正在修的５号楼的状况，因为这是他们的子女内部集资修建的住宅，因为土地属于西影价格会比外面便宜一些。但是今年初集资户认为房子建造使用的材料有严重问题，已经和集团基建办和施工单位发生多次争执，产业了很多传言，在家属区的大门口还可以看到集资户自己贴出的反映材料。

整个西影现在一共有1700多人，离退休的有1000左右，还有300左右早已经在北京等地发展，因此正式上班的400多人。在西影家属区开着一个食品厅的杨秀芬说到１９９０年代最困难的时候还心有余悸，她提到１９９０年代曾有人因为下岗而自杀。她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是西影职工，一个摄影，一个道具，“现在有活干算好了，大儿子老实，活少，二儿子人会来事，活就多一些”。

从西安电影制片厂到西部电影集团

现在到西影路70号，原来性质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已经不复存在，只能看到“西部电影集团”的金字招牌。

电影制作上最大的变化是，２０００年５月西影厂联合上海西城实业有限公司、西安天慧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等8家企业组建的中国电影界首家股份制生产企业——西影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西安电影制片厂”也从一个单纯的国有企业成为资本多元化的集团，其中制作电影的业务全部转移到西影股份，而西安电影制片厂——也就是后来的“西影集团”——只履行出资人的职责。

西影股份副总经理侯胜君说他们现在大约每年生产十部电影，“但是和电影相比，电视剧拍摄更有利润保障，我们现在每年制作上百集电视剧，《铿锵玫瑰》、《世纪突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过。侯胜君承认他们成立股份公司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开始还是人多了些，现在只有二十多人了，我们不必象原来那样考虑职工的医疗、住房及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也不用养固定的创作人员，都是有了本子才去全国范围内找合适的人来拍，和各种企业合作也很灵活。总是，我们现在拍什么都先看市场、看预算。”

2003年11月中旬，“中国西部电影集团”挂牌成立是西影的又一次大变革。这个变化源于中央成立六大电影集团的宏观调整政策。从此，44年厂龄的西影厂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西部电影集团”。西部电影集团的成员包括西影股份有限公司、电视剧制作公司、西部音像出版社、西影影视传媒学院、西部电影频道等。

2004年的电影市场开始回暖，特别是国产片的票房成绩超过进口大片让侯胜君感到振奋，他说今年他们将投拍电影《白鹿原》，侯表示这是他们成立以来最大的制作，“集团也提出两年多了，现在决定拍摄也希望能拍出影响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03年视察西影的时候也提到西影在１９８０年代刮起西部风，希望我们创造出个新的风。”除了《白鹿原》这样的大制作，他们今年也有计划投资一些低成本的爱情本。

“国家和陕西省对于国有电影企业仍然有扶持政策，我们正在筹备的电影数字化基地就是全国四大电影数字化基地之一，国家给一亿建设全数字的影视制作基地。这次我们的目的是在技术上走在前面，也会直接引进高端人才。”

悬浮的电影城

西部电影集团管委会主任延艺云仍然被下属习惯性地称为“厂长”而不是总裁、主任，延艺云算是西影子弟，先是在西北大学任教，１９９６年起先后担任陕西电视台副台长、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局长，2001年11月成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第六任厂长，2003年11月转任西部电影集团管委会主任。在记者约见的两天里, 这位曾创作了电视剧《半边楼》剧本的作家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会议需要参加，只是匆匆介绍我去采访其他的负责人，然后都前往陕西省委宣传部参加另外一个会议。

不过从此前他的发言中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思路，他把突破口放在了和影视有关的产业上，首先是得到陕西省支持成立了西部电影频道，其次是利用西影的闲置厂房和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创办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影影视传媒学院。除了集团主楼和一个摄影棚，其他１６０余亩现在都是影视传媒学院使用。影视学院常务副院长秦亚民说他们已经招生两年，“今年已经有四百万元左右收入，可以说已经开始赢利”，他们将把老的洗印车间等拆掉，建设学院的综合服务中心、教学楼。此外，他们还是积极筹备把西影股份上市募集资金。

不过延艺云最雄心勃勃的计划“西部影视城•汉唐明珠电影主题公园”项目还是一个未知数。2003年5月他们从西安附近的蓝田县征地140万平方米，打算建设一个影视拍摄、影视艺术人员培训、旅游观光度假、会议接待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主题公园，由美国环球影城总设计师担任公园主设计师。2004年11月西部电影集团到香港招商的时候透露这个项目总投资高达37亿元人民币，并“计划5年内竣工，2008年投入营运”。从规划图上可以发现这个项目内容庞杂，包括主题公园、综合经营服务区、萤石拍摄区、别墅开发区、休闲度假区及预留发展区等六大板块，其中的别墅开发区格外醒目。私下多数人都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他们在香港的招商也没有取得突破，“实在是太大了，资金是个很大的问题”。当记者乘车来到他们圈定的这块地方的时，才体会到140万平方米的宏大，目力所及都是刚刚发绿的原野，山岭和蜿蜒的河流都安静地袒露在西北明朗的天空下，少有动工的迹象。

不过从此前他的发言中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思路，他把突破口放在了和影视有关的产业上，首先是得到陕西省支持成立了西部电影频道，其次是利用西影的闲置厂房和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创办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影影视传媒学院。除了集团主楼和一个摄影棚，其他１６０余亩现在都是影视传媒学院使用。影视学院常务副院长秦亚民说他们已经招生两年，“今年已经有四百万元左右收入，可以说已经开始赢利”，他们将把老的洗印车间等拆掉，建设学院的综合服务中心、教学楼。此外，他们还是积极筹备把西影股份上市募集资金。

不过延艺云最雄心勃勃的计划“西部影视城•汉唐明珠电影主题公园”项目还是一个未知数。2003年5月他们从西安附近的蓝田县征地140万平方米，打算建设一个影视拍摄、影视艺术人员培训、旅游观光度假、会议接待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主题公园，由美国环球影城总设计师担任公园主设计师。2004年11月西部电影集团到香港招商的时候透露这个项目总投资高达37亿元人民币，并“计划5年内竣工，2008年投入营运”。从规划图上可以发现这个项目内容庞杂，包括主题公园、综合经营服务区、萤石拍摄区、别墅开发区、休闲度假区及预留发展区等六大板块，其中的别墅开发区格外醒目。私下多数人都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他们在香港的招商也没有取得突破，“实在是太大了，资金是个很大的问题”。当记者乘车来到他们圈定的这块地方的时，才体会到140万平方米的宏大，目力所及都是刚刚发绿的原野，山岭和蜿蜒的河流都安静地袒露在西北明朗的天空下，少有动工的迹象。(新京报记者 周文翰)

原文刊发于2005年，文章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