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律的电影里里「张律电影中女性人物的肉体堕落和精神沦亡」

朱光潜在《诗论》第三章节谈及诗的境界时认为：“情景相生而且相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诗的境界。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feeling）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

张律电影的诗性意味自然也离不开这两种要素的共同加持。本章将张律电影诗性意味最为浓厚的主题作为出发点，围绕形成主题的各项叙事元素进行具体拆分与深入分析

电影中的时空架构作为张律制造诗性意味的点睛之笔，亦是其对作品各项组成部分进行精妙的系统性诗学改造的痕迹所在。

在张律的电影中，女性人物的毁灭包括被动毁灭和自我毁灭两个方面，且这种毁灭是从肉体到精神的由表及里的过程。女性人物的毁灭在张律手中不仅仅是刻画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其本身也是电影主题的一部分。

以毁灭为主题的诗歌浩如繁星，近代文学家朱自清更是直接将“毁灭”一词作为诗歌的标题进行创作，毁灭主题作为诗人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在诞生之初就与悲剧密不可分。

“悲剧的本质属性表现在悲剧冲突中”，从张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芒种》到最新作品《漫长的告白》，虽然每一部作品都涉及到女性人物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毁灭，但是导致女性人物毁灭的起源和冲突形式却在不断变化。

在早期作品，尤其是“脱北者三部曲”中，张律选择赤裸裸地呈现引起毁灭的原始暴力冲突，这是此阶段悲剧冲突的核心形式。

在《芒种》中，朝鲜族女性崔顺姬在初期被多位男性侵犯身体时选择隐忍，但随着暴力程度的不断升级，精神压力也日益严重，崔顺姬在最后选择投放老鼠药，与侵害自己的男人们同归于尽。

《边界》中的女主人公崔顺姬一家准备从朝鲜偷渡前往韩国谋生，在偷渡路上，崔顺姬丈夫遭枪击身亡，饥寒交迫之下，崔顺姬带着儿子暂时寄宿到了蒙古国的一户游牧人家中。

在寄宿期间，崔顺姬遭受了游牧人的性骚扰和蒙古国士兵的性侵害。刚开始，崔顺姬勇敢拒绝了游牧人的性骚扰，因为她始终记惦着亡夫的牺牲，不忘前往韩国的信念。

但在被蒙古国士兵强行暴力侵害后，崔顺姬的意志逐渐被瓦解，她从一开始的反抗到最后的顺从与享受，她已彻底忘却丈夫牺牲自己帮助他们母子离开朝鲜的目的是什么，这导致崔顺姬一度陷入了精神困境，终日在背叛的恐慌与肉体的欢愉中浑噩度日。

最终，在儿子一系列的反抗举动和韩国剧组到来的催化下，崔顺姬暂时重拾信念，和儿子一起离开了蒙古国，踏上了前往的韩国的道路，但张律在最后设置的开放式结局，却暗中昭示着崔顺姬母子命运的迷离。

同样，在归属于早期作品序列的《里里》中，女主人公珍书为了获得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平日不可求的生存机遇，或主动或被动地交出自己的身体，任由村民和学生肆意蹂躏。

珍书一开始只是有目的地交出自己的肉体，但随着谎言欺骗和现实困境的轮番冲击，她开始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往的“付出”是否还存有价值，精神濒临崩溃甚至失常的她，到最后只是为了交出肉体而交出肉体。

《里里》的姊妹篇《重庆》的女主人公穗在一开始就为了拯救父亲而献出自己的身体，起初的穗还天真的以为男人索取了她的身体后，就会对她产生真情实感，但是接二连三的残酷事实也让她一步步失去对生活的向往，没有精神支柱的她最终迷失在了重庆这个现代都市中。

从《庆州》开始，悲剧冲突的核心形式开始发生转变，粗鲁的原始暴力渐渐被精神异化所代替。《庆州》中有两位女性，一位是原始暴力的受害者，一位则备受精神异化的折磨。

男主人公在返回韩国参加昔日好友葬礼的途中结识了一对母子，这对母子在后续的剧情中投河自尽，原因是因为长期遭受家暴；而另一位女性则是本片女主人公即茶馆老板娘，作为一名丧偶的中年女性，老板娘承受的是家庭破碎之痛，无法接受亲人离去的她终日无法勇敢应对生活。

母子投河自尽的这段内容在电影中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原始暴力的冲突形式引起的毁灭在作品中逐渐退场，而描绘女性人物遭受精神异化的内容则大量存在。

在《庆州》后，张律又创作了《胶片时代爱情》《春梦》《群山·咏鹅》《福冈》等作品，这些作品延续了以往电影中的常有的毁灭主题，并且侧重点也和《庆州》一样，以女性人物的精神异化为主，甚至在《福冈》中，原始暴力荡然无存，精神异化成为了构建毁灭主题的核心形式。

从原始暴力到精神异化的冲突形式转变，并不是张律的天马行空，而是与张律创作之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息息相关。

以“脱北者三部曲”为代表的早期作品，不管是创作时间还是片中叙事背景，都是以资源匮乏的时代为主，导演自然会关注到人与人之间为了生存从而野蛮争斗的场景，而随着经济发展，物质条件逐渐充裕，人不再需要为了基本的生存资料而争斗，精神的富足自然就成了新的渴求对象。

张律之所以将肉体和精神毁灭的重点对象放置在女性身上，是因为女性在现实中因为生理上的天然弱势，容易遭到侵害与误解，往往一个社会运行规则中出现的漏洞带来的灾厄，往往由女性先承担。

张律从女性群体出发，也就能够触及到社会困境的第一批受影响者，这些困苦在女性身上展露的更直白，易于观众感受和理解。同时，探究女性人物毁灭的本质，也是揭开人物困境的来源以及困境生产者的必经之路。

作品中肉体和精神双重沦亡的女性，正是从侧面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全球化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遗留的毒素，工业社会带来的生产力跃升和规范化运行，资本全球化中的流水线和品牌入侵，都是使作为个体的人遭受肉体侵害和承受归乡无望的精神困境的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