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活着》「张艺谋电影活着小人物的悲苦生涯」

电影《活着》脱胎于余华的同名小说。

影片由张艺谋导演执导，上映于1994年，讲述了主人公徐福贵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苦难的生活经历。

电影上映后，荣获戛纳电影节的七个奖项，在电影史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张艺谋之所以改编这部小说，是因为它“写的是平常人的故事”。

影片《活着》通篇采用民间艺术皮影戏穿插镜头展示，暗示人生如皮影，被时代操纵又无可奈何。

与小说叙述有异，张艺谋先生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演绎并有选择性的融入了皮影这一传统民俗事象，在秦腔式调的唱词中结合光影的皮子戏的演绎着傀儡人生，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就被多舛无常的牵引线操纵着，如同那皮影一般，故事的讲述是对皮影的赋予也是对人的剥夺。

有学者指出：“《活着》以皮影这种视听效果强烈的民俗意象作为电影的核心意象，以执着于生的民族观念为思想主题，以时代典型画面、典型场景、社会风尚营造出特定的时代氛围，在丰富的民俗文化事象、浓郁的民族风味中渗透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整体呈现出独特的民族审美意境。”

皮影戏，是中国古代传统民间艺术形式，通过简约的载体和苍凉高亢的秦腔讲述复杂的故事。有“只手掌控乾坤”的美誉。

皮影、秦腔、鼓点是皮影戏三大组成部分，皮影精美灵巧，秦腔高昂激越，鼓点明快铿锵，具有很强的艺术特色，张艺谋将皮影戏作为视觉符号这一角色引入电影《活着》中，既具时代特征，又暗示人物命运，不仅增加了电影的艺术视觉美感，而且极大地增强了观赏性。

影片开头博揜的镜头，配了一段皮子戏，唱得是秦腔式的“濮上之音”。

当时福贵还是悠闲的少爷，接触的无非是这些靡靡之音。

皮影戏，对于此时的他，还只是无聊的消遣和娱乐。

皮影的内容，侧面揭示出他此时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随之一阵激烈紧张的皮影戏戛然而止，他在赌场输了家产，他自己命运随之落魄。

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大变革的年代，个人的意愿无法对抗历史的巨轮，每个人都被洪流裹挟着前进，随波逐流。

无常成了主人公的常态，束手无策，只能低下头颅去迎接。

在历史面前，人就像个皮影，灵魂被湮灭，意愿被疏忽，每个人都为了活着而活着。

在四十年代，皮影戏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比较罕见的艺术。

所以，皮影是当时时尚和身份的象征。

年轻时的福贵是个纨绔少爷，他经常去赌场，耳濡目染，他懂皮影戏，也会唱皮影戏。

在昔日的公子哥落魄后想借钱去开店，龙二戏剧性的予以了皮影箱。

因为龙二曾经靠皮影谋生，借皮影即借谋生手段。

从此，福贵的命运与皮影戏联系在了一起。

皮影戏，一位默默无语的表演艺术载体，见证了福贵余生多舛命运，见证了一段又一段特殊的历史。

天下之倾家者,莫过于赌。

四十年代，主人公福贵赌钱败光家产，纨绔少爷沦落为穷苦人，开始以演皮影戏为生。

而当年赌赢福贵家产的龙二，却在文革时期因房产被定义地主被审判枪毙，福贵作为穷苦人幸免于难，极具讽刺意味。

国共十年内战，福贵被迫成国民党军队中一名壮丁，因为打仗，他回不去了，他已然不能为人，仅仅是随风飘浮的尘埃。

然而，即便在跟随国民党行军打仗的时候，福贵依然随身携带他的皮影，他还想着以后靠皮影养家，以后还得把皮影还给龙二。

生死一线牵，除了自己，没有多少人会在意。

内战国民党溃败，福贵和同伴逃亡时被解放军拦住，皮影同时洒落在雪地里。

解放军用刺刀挑起雪地的皮影，福贵和皮影同时迎来了人生的解放。

他给解放军当民夫，唱大戏，也算干过革命。

在那样动乱的年代，福贵苟活下来，从一个生不由己的军丁回归到正常活人的状态。

他回到家乡，和家珍和凤霞团聚，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在文革时代，“干过革命”就是无限光荣。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里，“干过革命”就是护身符，人命要靠它来存活。

大跃进时，有庆死了，死在在砖墙下；文革时，凤霞没了，因为老教授的荒唐，红卫兵的轻率无知。

我们不禁慨叹，福贵的人生起伏无常，悲苦惨淡，他只是一个芸芸众生的一个缩影。

在历史面前，福贵代表的个人就像皮影，身不由己，未来早已被编排，唯有坚强面对，适应生存。

无论是此中蕴涵的个人为生存释放的伟大力量，还是历史洪流中人们不可避免的可悲命运，都深深触动着我的心。

“皮影戏”这条线索串联起福贵人生每个阶段的跌宕起伏，使福贵一生各个独立经典的故事篇章浑然不觉连贯形成一个整体，衔接过渡自然天衣无缝。

影片131分钟，以时间为顺序，选取特殊时代背景的故事进行串联，演绎一个人的整整一生。

皮影的运用是影片《活着》中最大的民俗特色。

皮影戏在中国有较长的历史渊源，顾颉刚在《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中说：“影戏之性质与傀儡全同，不同者只在其表现之方法，是以影戏亦必自始即模仿戏剧者，其兴起虽确知当后于傀儡，然或亦在周之世也。”及至宋代，影戏迎来了较大的发展。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影戏”条云：“故老相承，言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无已，乃使致之。少翁夜为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帷中望见之，仿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

皮影表演艺术中，艺术家在幕后控制操纵皮影角色，并赋予各种褒贬含义，再通过粗犷苍凉又豪迈的唱曲讲述故事。

这些扁平的皮影角色，或扮演善，或扮演恶，或扮演无关紧要的角色。

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被他人随意编写，没有争辩的可能。

其次是民俗音乐的使用。

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导演让观众领略了皮影的魅力，还带着我们见识到了传统民族乐器二胡的玄妙。

影片开始，以冷色调的胡琴和合成器音色呈现的音乐主题，“很可能取材于陕北的地方曲种……很鲜明地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

在影片中，福贵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高兴还是悲伤，二胡穿梭其中，隐秘含情的表达人物内心的感受。

二胡这个民俗乐器融入《活着》故事讲述之中，那似人声的音域把悲凉苦楚衬托的淋漓尽致令人不忍直视。

岂论是福贵无所事事的公子哥，还是历经艰险之后的归途，还是女儿出嫁时的不舍挽留，二胡那萧瑟低沉的声音总会掐点到来，在这绝妙映衬中苦楚更苦，难处更难。

此时的二胡不在是那单纯的民族乐器，也似那牵引绳，用声音视角的维度来对观影者进行操纵，观众在这条牵引绳下体会福贵的悲凉和坚韧，感受二胡叙述故事的悲鸣。

全片二胡音乐曲调从喜到悲，哀怨凄凉。

通过二胡合适的音调弹拉袒露心意，衬托着人物的感伤，并跟随着心绪传达出灰色之中的些许希望。

福贵不断地经历惨痛命运，身心早已千疮百孔，活着成为他最后的目标和坚强。

导演通过对民族乐器的精心甄别选取了二胡、笛笳以秦腔的配合组成了影片配乐团体，各发挥所长在恰当的时间点进行介入故事情节进行渲染，使整部影片在故事叙述之余也领观影者感受到了民俗乐器的强大魅力。

乐曲旋律别出心裁使用民俗基调更增加了内容上的艺术内涵，赵季平强大加持力下的旋律仿佛是从家门迎面扑来的西北风一样浑厚苍凉，给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又增加了一把助力。

生活对福贵的种种责难有些残忍，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人人都是那飘摇的小舟，被裹挟着却无可奈何，就如那皮影一般。

苦难无法逃脱，宿命无法改变，希望不起作用。

生活的残忍，历史的冷酷，让观者为之震惊，结局温柔，传达了一丝温情。

我们需要理性审视和面对时光褪去的残生，冷静思考遗迹的问题。

过分的解读会陷入另一种不幸，发现和找寻余生那份活下去的韧性，憧憬美好的事物会不断地诞生，未来生活总会包含幸福的可能。

影片中福贵为了给馒头饲养的小鸡换个大点的箱子，戏剧性的拉出了牵扯他一生的物件皮影箱，再把鸡小心翼翼的放好之后，馒头看着小鸡说：“小鸡长大之后呢？”

这句话在很多年前福贵也听到过，只是那时的他并不知道答案，百转千回早已物是人非，此时响起福贵的声音说了那个有很多隐喻的民间套语“小鸡长大变鹅……”一切都是轮回，皮影的轮回从出入声色犬马之所到成了养鸡的箱子；从被丢弃在床下又被装入生命；福贵从多年前不知如何回答到自然流露；民间套语内容的轮回，福贵如此渺小、人如此渺小，谁也无法选择更无法逃避，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的活着，只要还活着，那尘封已久的箱子内就可以装进去希望，才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皮影这一民俗事象在影片中给予赋形成为人物人生的写照和故事发展的一条隐含旋律，它在展示主人公一生的颠沛流离又获得希望之时也在被声像艺术的情节所充分展示着。

原著中更多体现的是农耕文化而在电影中赋予了内容民俗乡土情怀也变得更加艺术化，这种赋予使内容故事情节变得更加丰满圆润起来，因为它是一个民俗事象是特定时空之中被普罗大众所认同接受到物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选择易接受，能看懂又可以与主题契合，那就是民俗事象，非他莫属了。

对于张艺谋这个具有民族情怀的西北汉子当然熟稔，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民俗事象的渗透浸入可谓无处不在，也为后来者给予有效参考。

作为张艺谋的代表作《活着》，凭借特殊时代背景下典型的人物故事，精妙的构思、民间艺术表现手法，再加上演员精湛的演技，成为近现代中国电影史上屈指可数的佳作。

从历史的视角看，影片通过时代变迁背景，讲述了小人物戏剧化的生命历程；从无常的生命视觉看，影片通过经典故事展现了主人公福贵艰难多舛的命运；从文化的视角分析，“活着”赋含多重意象，被多线索建构。

主人公不同阶段的故事，与皮影本上的经历、皮影所演绎的故事，在电影中灵魂交汇，相得益彰，既丰富了电影的内容，也深度契合主题，实现了主题的深化和艺术的升华。

对民俗文化不应回顾而是去伪存真的展望，这个部影片道出的正是这点让人无法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