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浙江衢州的大案「79年前恶魔降临衢州真正的恐怖片是历史的真相」

恶疫围城的悲鸣：记得还是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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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恶疫的魅影，一度游荡在衢州市区罗汉井5号的二层小楼里。历史，沉重地压在这所百年老宅之上，登上二楼，地板不时嘎吱作响。

57岁的吴建平，现任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馆长，前段时间，他决定为展览馆所在的这幢老宅减轻负担，开始着手清理二楼一间堆满木框展板的杂物间。

这些木框展板，都是展览馆淘汰下的旧展品。无数的参观者，曾经在它们面前久久驻足，露出恐惧、震惊、悲痛、绝望的面容，窥见了一座城市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

当被尘封的展板被重新清理后，夹杂在其间的一张特殊地图被重新发现——那是一幅衢州城遭遇恶疫围城之时的死亡地图。

吴建平小心翼翼地为地图拭去尘埃，当抹布划过古城的街巷，露出一个个标注死难者的鲜红圆点时，他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耳畔似乎隐隐传来那些泣血的悲鸣……

衢报传媒集团啸报工作室出品

刊发于2019年9月2日《衢州日报》

记者 李啸 编辑 席晓平

人间极罪，现实版的《鼠疫》

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内的一台电视机里，不断循环播放着战争遗留烂脚病人的纪录片，烂脚病人的眼神像是对前方墙上侵华日军细菌战恶魔的无声控诉。记者谢丹 摄

70多年前的某些日子里，火车、汽车路过衢州城时，非但不准停留，反而必须关紧门窗，快速通过。

这座孔子嫡长孙世居800多年的小城里，闻所未闻的鼠疫疫情突然爆发流行，死亡正日夜而降，无家可以安眠。

铁路工人郦冠明赶在衢州全城封锁前，偷偷登上列车回到了义乌稠城北门街的老家。他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杆菌已经将他攻占，此刻正忙着钻出他的身体，寻找义乌城里新的宿主。

死亡地图记下了将鼠疫从衢州带到义乌的郦冠明，他成为一个红点，永远停留在了衢州火车站。在这张地图上，衢州城里几乎每条街道上都有类似的红点，有的是一个点，有的是数个点，代表着不同疫户的死亡人数。

地图背面也是一个个名字，但它们是手写的签名。那些熟悉的名字，唤醒了吴建平脑海里沉睡的记忆，他想起了地图的身世——漂洋过海去过东京地方法院。

受害者们绘制了一幅死亡地图，想以一种具象的方式，直观地向法官呈现1940年至1941年期间衢州遭遇鼠疫围城时的绝望。资料图片

那是2004年10月，签有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代表姓名的地图，成为呈堂证物。受害者们想以一种具象的方式，直观地向法官呈现1940年至1941年期间衢州遭遇鼠疫围城时的绝望：

先是成群结队的老鼠涌上街头，吱吱哀叫，猝死在行人脚下，接着是男女老少神秘地痛苦死去。死神突然闯进了家门，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倒下的人。恐慌如影随形，震慑着每个人的内心……

这种人人自危的景象，曾经惊人相似地出现在法国作家阿尔贝· 加缪笔下的名著《鼠疫》中。

作家并不知道，他的虚构想象竟在遥远中国的衢州、宁波、金华、常德等美丽富庶之地一语成谶。

衢州民间的记忆中，鼠疫的突然到来并非无迹可寻。一切的怀疑都指向1940年10月4日上午，日军飞机在衢城扔下的包含黄豆、粟米、麦麸、碎布、小纸包、跳蚤等奇怪的物品。

尽管衢州地方当局很快组织了“焚毁一切空投物”的全城大清扫，但还是没能阻止灾难的发生。

新近出版的《日本生物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一书中，收录了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博士金子顺一的论文《PX效果略算法》影印版。这份标有“军事秘密”的论文，一度雪藏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关西分馆。

它的重见天日，终于揭开了日军所制造恶魔的真实身份。作为日军731部队细菌武器核心研究人员，金子顺一在论文中证实，1940年10月4日，日军在衢州采用“雨下法”散布了8千克PX（感染了鼠疫菌的印鼠客蚤），并推算出PX的武器效果，指出衢州第一次感染鼠疫死亡人数为219人，二次扩散后感染死亡人数为9060人。

该论文显示， 1940年日军在衢州使用的鼠疫跳蚤数量，是已知鼠疫攻击中最多的一次，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造成衢州鼠疫连续7年大流行，堪称人间极罪。 衢州地方媒体《大明报》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城乡凄景：“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

时至今日，衢州依然被列为鼠疫历史疫区，疾控部门每年都会定期对 鼠疫宿主动物、媒介昆虫及鼠疫疫情进行监测，随时警惕人间鼠疫的死灰复燃 。

我的身后一片哭声：我们还能回家吗？

讲述人：叶赛舟（离休干部）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衢州原告代表叶赛舟肖像。特约摄影记者韩强 摄于2019年3月

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在那天戛然而止。

那是个星期天，我在家和堂兄妹高兴地玩着游戏，我们把长条凳倒扣在地上，将它想象成是一叶小舟，坐在里面用力做着撑船的动作……

一声声可怕的爆炸巨响突然传来，吓得我们赶紧丢下长凳，抱头四散。后来听大人说，那是日本人的飞机第一次轰炸衢州城。

战争是什么？日本人又是谁？7岁的我，对这些茫然无知。我只知道，那次轰炸死了很多人，衢州火车站里一列满载壮丁的列车，直接被炸弹命中，无一幸免。

大人们带着我出城逃难，我们在石梁镇的坎底村住了快一年光景，这里远山如黛、小溪潺潺，听不到日本飞机的声音，好像世外桃源一样。

直到听说府山上装了防空警报器，还挖了防空洞和防空壕，我们才又回到了城里，但依旧提心吊胆。

我在鹿鸣小学读书，每天在老师带领下步行到城郊农村读书，自带午餐，早出晚归。有段时间，我们要渡过衢江，到西岸的鹿鸣山寺庙里念书。

那里可以俯瞰对岸的衢州城，一次空袭警报大作，我们躲在山上的松树林里，看到城里浓烟滚滚如同炼狱，我的身后一片哭声：我们还能回家吗……

放学的路上，我看到了破碎的城市，满目断壁残垣和残缺的尸体，看到了挂在电线杆上流血的肠子。 死神踏着烈焰而来，死亡的阴影如此残酷地扼杀着每个人的命运，当时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其实还带来了另一种恶魔，它不会吞噬建筑，却照样能将城市变成鬼城。

抗战时期，重庆被日军轰炸的景象。资料图片

自1940年秋天开始，从天而降的鼠疫便一直成为我们的梦魇，那些年疫情几乎每年都会反复流行、扩散。1941年春天，死神潜入了居在下营街的大伯叶已复（又名叶松元）家。

最早发病的是大伯，他的症状是很典型的淋巴腺鼠疫，伴随着高热、头痛、口渴的同时，腹股沟和腋下淋巴结异常肿大，3天后，大伯病逝。

送葬那天，憔悴的大妈一边哭泣一边对我母亲说：“梅仙妈，我不想活了，我要和松元一起走了，几个孩子还小，只好拜托你照顾了。”

孰料一个月后，大妈不幸染上了鼠疫，接着,住在她家的奶奶也相继发病。当时一旦被确诊鼠疫，就会被强制隔离，这往往意味着提早被宣判死刑。

我母亲挺身而出，一面赶紧把大妈的两个女儿带到我家，一面托人雇了一艘小船，偷偷将奶奶和大妈抬上船，泊靠在衢江浮石渡下游的偏僻山坡旁。

那些天，母亲每日夜宿小船旁，料理照顾奄奄一息的奶奶和大妈。我知道这病会传染，很担心她也会因此病倒。

父亲曾带我在一个傍晚远远地看过那艘江畔的小船，他指着那盏若隐若现的渔火说：“希望你奶奶和大妈能熬过来、挺过去！”我想往前走，他却紧紧地拉住我。回家的路上，我不住地回头张望，直到那灯火消逝在黑幕中。

又是一个清晨，我们被恐怖的空袭警报惊醒，父亲拉起睡眼惺忪的我和堂妹，往乡下逃难。路过浮石渡时，我发现那小船不见了。几乎在同时，我看到对岸众人抬着两具棺材，我看到了母亲，她扶着一具棺材在哭号。

年幼的堂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告诉我，第二具棺材上盖的被子，像是她妈妈床上的那条。

我抱着她痛哭，我不敢告诉她，你没有妈妈了…… 警报声依然刺耳，我们没有时间停下脚步、陷入悲伤，我只能不住地回头张望，直到棺材一点点在眼中逝去。

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现在，我才真正懂得了父亲

讲述人：吴建平（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馆长）

吴建平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向前来参观的学生们讲述衢州细菌战真相。特约摄影记者 韩强 摄

对于衢州遭受细菌战的那段历史，到底是记得还是遗忘比较好？

我的爷爷身中日寇刺刀七刀后丧命，叔叔和姑妈均死于日军制造的鼠疫，父亲吴世根则死里逃生，随母改嫁，历尽战乱之苦。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不理解父亲的选择，既然我们无力改变什么，为什么不肯忘记，不肯从苦难中解脱？

2001年3月，父亲作为原告代表，准备前往日本东京，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案作证。临行前，我们劝他别去折腾，觉得这官司赢不了。

“和你们谈，简直是对牛弹琴！”饭桌上的父亲，生气地嘟囔着，这一幕被在场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录在了纪录片里。

那场历时10年的官司虽然注定失败，但却赢回了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东京地方法院首次认定731部队实施了细菌战，造成众多中国人死亡的事实。

后来，不甘心认输的父亲，同杨大方、邱明轩等老人一道，在遭受细菌弹攻击的原址上，建起了这座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再后来，杨大方老会长在病榻上，向我“托孤”，要我接过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市受害者协会会长的担子。

说实话，我开始并不情愿接手。民间协会没有经费，会员多是家境困难的古稀、耄耋老人，做这个工作就意味着无止境的奉献，而我妻子身体也并不好，需要人照顾。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是受害者的后代，我们的事，只有痛过的人才会懂！”

我被老会长的话所打动，他让我明白，我们所背负的不但是个人的受难史，也是整个民族的受难史。现在，施暴的国家想要忘记，甚至扭曲那段历史，如果连受害者也沉默的话，那么真相将永远沉没。

前辈用苦难与勇气，建起了纪念碑和纪念馆，后代的责任就是不断疾呼，大声讲述，将那些被害历史与被害意识传递给下一代，叙述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现场，为无名者正名，替无言者发声。

杨大方老会长说过：“罪证立在那里，这一页就不容易翻过去！”每个人都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别人身上的苦难，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可以静静倾听、默默记下，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2001年12月15日，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衢州原告代表杨大方（左二）在日本东京街头参加抗议活动。资料图片

现在，走进展览馆的参观者越来越多，去年接待的参观者有近4万人次。每逢清明节、抗战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重大节日，我们还会举办纪念活动。去年至今，央视《新闻联播》已经5次报道了我们的活动。

2018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举行纪念活动。特约摄影记者 韩强摄

我很感谢那些愿意来此寻找真相的人们，尤其是像山崎妙圆那样的普通日本人。

山崎的爷爷是侵略过中国的关东军军人，她是在上高中的时候，从一档电视节目中，偶然得知日军侵华屠戮中国人的历史。

“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跑去问了奶奶，当她告诉我这些都是事实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悲伤，眼泪不停掉下来，忍也忍不住。”山崎告诉我，她来中国最大的目的和愿望，就是追悼在中日战争中牺牲的生命，祈祷那些被害的灵魂得到安息，并把历史真相传递回去。

那天是清明节，山崎跪在了展览馆的纪念碑前，献花磕头，她用中文念着经文，向写有死难者姓名的石碑默哀。我站在她的身旁，看着她五体投地虔诚的样子，突然眼眶湿润了。

2019年清明节，山崎妙圆跪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纪念碑前谢罪。 记者 廖峥艳摄

大部分日本人就像山崎一样，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战争历史，他们所看到的，只是政府想让他们看到的样子。 如果日本国民不懂得历史，也就无法理解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伤害和中国人悲愤的心情。

我不想说“仇恨”这个词。记住历史，是为了不再让错误重演，但如果对历史无知，那么历史随时将会重演。

所以怎样比较好？记得还是遗忘？现在，我才真正懂得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