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的角色分析「从当前小鲜肉形象去看电影红高粱中的硬汉形象」

来源:TVB影视大全人气:932更新:2023-05-02 09:35:00

我们今天的娱乐文化打造出了一批批的小鲜肉,他们涂脂抹粉,脸部轮廓圆润,尽力消除性别带来的差异性,阳刚之气消失,突出男性的柔性美,比女性更显得妩媚多姿,被称为之“娘炮”。硬汉形象被当今的娱乐文化所消灭了。因此,我想谈谈电影《红高粱》中塑造的三位硬汉形象。

人类自古就有些崇拜勇敢和力量超群的人,威廉·詹姆斯指出的:“人类关于现实的普遍本能……始终把这个世界从根本上看作英雄主义的舞台。”即英雄与硬汉历来是受人们追捧的。硬汉形象首先精神上坚强不屈,其次有强健的体魄,再次强硬能够控制局面。

海明威塑造了拳击师、斗牛士、猎人、渔人等一系列硬汉形象,他们都具有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性格,面对暴力和死亡,面对不可改变的命运,都表现出一种从容、镇定的意志力,很有尊严和勇气,他们是生活中的强者,精神上的胜利者,永远的英雄。电影《红高粱》中的 “我爷爷”、刘罗汉、秃三炮也属于硬汉形象,因为在性格特征上他们都是铁血铮铮的汉子,有强健的体魄,在精神上他们坚忍不拔,为了正义而不畏死亡,也都有悲剧性的命运。

一个人因为有自己的坚持才会成功,在恶劣的难以生长、人性正常发展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仍然坚强不屈地挣扎生长,不断地强健自己的体魄,满身的肌肉和力量,面对死亡不畏惧,仍然选择正义,做一个好人,把女人和孩子护在身后,直至流进最后一滴血。是硬汉该有的思想境界。“我爷爷”是有名的把轿头,在感情上很大胆,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敢杀人、敢拼命、敢冲破传统的习惯。“刘罗汉”是一位红色英雄,相比“我爷爷”,刘罗汉有更强的精神吸引力,从一名朴实的长工到一位革命者,选择了共产党的道路,他不再是一个局限于酒作坊,视野也更加广阔。秃三炮是土匪,带着一帮弟兄抢劫,行骗,称霸一方。当日本人进犯时,他的匪性转变成为正义而牺牲的胆量,选择了和日本人决一死战,没有同流合污,没有屈服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电影《红高粱》中的硬汉形象,其形象特征以及形象意义,与今天的男性形象有很大的区别,更不同于蔡徐坤之类的娘炮形象。

1、温柔细腻的血性汉子“我爷爷”

电影《红高粱》中“我爷爷”是以第三人的角度来叙述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铁血英雄,敢爱敢恨敢杀敢拼, 痛快淋漓的豪饮,有豪爽冲天的匪气。同时“我爷爷”也感情细腻,怜香惜玉。“我爷爷”

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加无赖式的人物,影片完全肯定他流氓加无赖的种种表现。“我爷爷”对待感情是大胆的,在小说《红高粱》中我爷爷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矫正,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本色。在电影中阉割的是他的身份,从大名鼎鼎“名满天下的余占鳌司令”变成了“我爷爷”,其土匪身份(社会身份)也同时被剥夺。同时在能力方面有些削减,但是对感情敢爱敢恨的硬汉形象并没有削弱,他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去冲破传统的界限;他有责任感,他勇猛,有担当,为了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可以把性命置之度外,不顾及后果即使面对凶狠的土匪也无所顾忌,最终连土匪头子也被他的汉子性格所震撼。我爷爷有野性,从土匪那回来后,他大闹酿酒厂,先是撒尿,将蒸炉里的高粱用力地全挑出来。这都展现了他男性的阳刚,繁衍所必备的健壮。

电影开头是贫瘠荒凉、干裂连绵、漫天飞尘的黄土坡的景象,张扬、渲染,象征了生命的雄健和强悍。我爷爷是方圆百里出名的把轿头,迎亲路上领着轿夫们起哄颠轿来折腾新娘子,轿子里的新娘子哭泣时,我爷爷立马止住了颠轿的伙计们,帮新娘子把露在轿外的小脚放进轿子里,一个外表粗狂的男人也有温柔的一面。行至青杀口,从高梁地杀出一个劫道人,要抢劫轿夫,轿夫们都把钱拿出来了,可劫匪还要抢轿子里的新娘子时,我爷爷就扑向劫道人,轿夫们一拥而上,几下就要了劫匪的命,“我爷爷”不顾危险保护新娘子,彰显了“我爷爷”敢拼敢杀的特征。他敢爱敢恨,在高粱地要了九儿的,不顾旁人的眼光在众人面前把我奶奶抱进房间,当心爱的人被土匪掳走,他冒着生命危险找秃三炮算账,还质问秃三炮有没有碰“我奶奶”。“我爷爷”身上有时有一种比土匪更强烈的匪气,面对有先进武器的凶残的日本人,“我爷爷”也是勇敢的,带领伙计用自制的火罐和土地雷炸日本人的汽车,不惜代价用生命来守护自己的家园和爱人。

电影中的“我爷爷”大胆,率真,和我奶奶的浪漫传奇式经历,可以发生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任何时间之中,这个故事所表述的不是具体时间中的具体空间,而是一个彻底寓言化的东方故事,是对“民族特性”的强调和展示,是被排斥在“现代性”话语之外的彻底闭锁的空间。贫瘠沉雄的黄土丘陵造就了陕北人的硬汉子性格,与险恶大自然反复较量过程中逐渐培育起来的性格基因在无数代的复制中被凝成“集体记忆”,印烙在每一个陕北汉子的身上。电影《红高粱》中“我爷爷”是温柔细腻的血性汉子,敢爱敢恨,敢杀敢拼,不畏惧敌人的凶残,他虽然鲁莽但真诚,豪爽直率,朴实中带着野性,粗犷中藏着细腻,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2、 红色硬汉:刘罗汉

从小说到电影在形象塑造上刘罗汉变化最大。电影《红高粱》中,刘罗汉的形象承载了更多的意义。刘罗汉是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长工,体魄强健,遇事冷静沉着,对当家李大头和烧酒坊尽心职守,认真负责,是十八里坡的大功臣。当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农民特有的朴实和责任感让这位长工没有离开,他东凑西拼将我奶奶从土匪那里赎回来。帮助“我奶奶”重新管理十八里坡的烧酒作坊,到最后的默默离开,刘罗汉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长工身份,这为他是共产党联络员的身份做了铺垫。影片中没有直接叙述他是怎样去抗日的,但有这样两个画面,“在不辞而别后的某一天他戴着一个破烂的斗笠,背着简单的行李,只是站在十八里坡上远远的看着,当我奶奶发现他时,他赶紧转身离开”,“经过酷刑的他被吊在树上准备接受更严酷的剥皮,他艰难地抬起头看眼前熟悉的乡亲们,他特有的冷静,他不畏惧死亡的表现全都写在了他那视死如归的眼神里”,在抗战那个特定的年代,这种精神属于共产党所有,是一种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了正义而选择抗争。

影片中这样的解释“据我老家的人说,我罗汉叔叔去当了共产党,受指派收编各路地方武装一同抗日”。在剥皮之前日本人说“谁要是再和皇军做对,这就是下场”,由此可知,刘罗汉与共产党有关联,用红色定义刘罗汉的身份背景是站得住脚的。鲁迅说过,“他希望将自己的身体不要垮掉,而是送到深山密林之中去喂野兽,去喂深山密林中的老虎和豹子。这样他的身体才能随着这些矫健的凶猛的动物一起在崇山峻岭中时隐时现。没有了英雄,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英雄。”中国西部的陕北,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独特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心里结构,使这块土地上的人天生就具有英雄气概。

在具体的语境中,“红色”与革命、共产党有莫大的关系,红色英雄是在特定时期的英雄形象,是为了信仰,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为了正义而勇于献身的一类人。中国人的红色情结与生俱来,它流动在民族的血脉里,遗传在民族基因中。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这篇小说写于1986年,以抗战时期为背景。以往抗战题材的小说给人的感觉都是正义与邪恶的强烈对比,塑造的是几乎完美的正义的爱国英雄。

《红高粱》中塑造的一系列抗日的英雄却是正义与邪恶的合为一体,他们是一群独特的,特属于红高粱的英雄,有着鲜活的生命与人性。在电影《红高粱》中,硬汉们不拘泥于封建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待人还是对事方面都有着现代的色彩,相对于小说刘罗汉的形象在电影中丰富了不少的,无论是辈分还是英雄故事方面,刘罗汉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本性造就了他的硬汉形象,这也与当时的战争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系。刘罗汉从一名朴实的长工到红色抗日英雄,不管是在思想变化还是在影响上都是深刻的。

3、 土匪硬汉:秃三炮

正如比林斯利所说:“土匪是农民对压迫和苦难进行反抗的最普遍的方式之一,这个过程实际上拟喻了人性的脆弱与‘原罪’本质,而匪性与罪恶也许是对苦难人性的一种必要的解放,是其不断的轮回转化以求生存和均衡过程的必经之路甚至归宿。”电影《红高粱》中,土匪是强悍不羁的生命力、追求自由自在的生命形式和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形象代表,是对传统道德标准和二元对立美学观的彻底颠覆者与反叛者。

影片的前半部分,秃三炮是一位使人听了毛骨悚然的野蛮土匪,可以说是无恶不作,杀人、抢夺不在话下。影片中迎亲队伍行至青杀口,蒙面人冒称是“神枪三炮”,轿夫们就乖乖地按照要求做了,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来当地的百姓是畏惧秃三炮这个野蛮的土匪的。当秃三炮带人到十八里坡抢走了我奶奶,刘罗汉也只能按照他的要求赎人。另外一个画面也可以看出秃三炮的特殊地位,胡二对着我爷爷说“后生,你也配吃牛肉,牛肉是给三炮留的”。秃三炮是蛮横霸道的。土匪成为英雄这也并不奇怪,土匪特有的义气,使其在国难当头选择了正义,秃三炮也有坚强不屈的一面,当日本人侵犯时,秃三炮没有因为时局成为日本人的帮凶,此刻他选择做一个铁骨铮铮的中国人,站在人民和老百姓的一边,反抗日本人的残暴。因为秃三炮公然与日本皇军做对,影片中日本人将他挂在树上要求胡二剥他的皮,他求胡二给他一刀痛快,还破口大骂胡二是狗,字字有力,宣泄自己的不满亦或是对死亡的坦然。面对敌人的枪口宁死不屈这是英雄的写照,贪生怕死这是懦夫的归宿。在匪性的驱使下,秃三炮的表现显现出对人性中自由独立、公平合理的生命精神的追求,秃三炮是一位坚韧勇敢、正义霸气又有匪性的硬汉。

在人们的概念中,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使人闻风丧胆,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这种意识可以称为土匪意识。电影《红高粱》中秃三炮的匪性是有着正义与积极意义的,他的匪性有着不一样的英雄气味,面对日本人人的迫害行径,他毅然反抗,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一样的土匪气概,不一样的土匪精神,在抗战这个特殊的年代使其遵循自己的善良本质,让其形象在历史的画卷上展现的淋漓精致。

一部小说有其特定的文化韵味,一部影片有它特有的文化价值,纵观小说到电影的变化,受后现代的影响,电影有的是表象意义上的创新。莫言小说主题内涵丰富,既有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与反叛,对封建伦理观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对由于社会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人性缺失和种族退化的感叹,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有人说一部作品的阅读史就是一部漂流史,每一个变化的评判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影子,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在这一阶段的困惑、探索与痛苦。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文学的对象视为生命意志的理念。张艺谋曾声明,他拍《红高粱》就是要表达“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就是要张扬人性,表现为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与反叛,对封建伦理观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对由于社会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人性缺失和种族退化的感叹,对城市文明的批判,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电影中的“我爷爷”、刘罗汉、秃三炮三位硬汉形象身上具有鲜明的文化意义。

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物的形象特征有着差别,英雄从来都不是大人物的杰作,小人物所演绎出来的英雄硬汉更为生动,电影《红高粱》中所呈现出来的硬汉形象是丰富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其鲜明的特征,这些形象的塑造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往往运用一种具像来象征,暗示或者喻意环境与人的关系。环境与人相应和时,可以张扬人性;环境与人矛盾,则会压抑,破坏,甚至毁灭人性。电影《红高粱》中的高粱地,酒坊均与男女主人公的人性相应和,起到了强化,张扬人性的作用。从电影中可以看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对战争的理解以及对文化横向的促进。“我爷爷”、刘罗汉、秃三炮,为渴望英雄的当代人构建起了一面英雄的丰碑。这也给予现代社会一种启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人应该勇敢地面对一切痛苦和磨难,并同它们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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